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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基层“三保”困难、工资延发……疫情之下，央地财政关系经历了什么？将走向何处？( 三 )




发达地区如此 ， 经济本就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更难乐观 。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 ， 不少基层地方都依赖于转移支付 。


统计显示 ， 2019年财政收入/支出低于50%的省份有23个 ， 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东北 ， 仅8个省市财政自给率高于50% ， 主要是上海87.6%、北京82.7%、广东73.1%、浙江70.1%、江苏70%、天津68.7%、山东60.8%和福建59.9% 。


从收入端来看 ， 相较于一些大中城市 ， 不少地方经济实力相对薄弱 ， 地方财源和税基不足 。 上述河南某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就坦言 ， 长期来看 ， 该市税源短收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全市经济结构存在短板 ， 缺乏高端制造企业、缺龙头、产业低端、税收少 ， 尤其是作为全市经济支柱的产品加工业精深加工不足、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 。


从支出端来看 ， 各类刚性需求压力近年有所增加 。


王振宇将基层的刚性支出总结为三类：


——显性刚性支出 。
这些支出涵盖在基层国家保障范围目录之中 ， 包括人员经费、公用经费、民生支出和其他必要支出等 。


——隐性刚性支出 。
这些支出通常游离于基层国标体系之外 ， 属于基层刚性支出中的隐性甚至“灰色”部分 。 如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还本付息、隐性财政供养人员、隐性津补贴福利、隐性招商引资政策“兑现”等 。


——临时应急刚性支出 。
大都属于自上而下项目的指令与基层配套、上级强问责 。 如救灾、防疫、环保等 ， 阶段性、应急性、政治性特性鲜明 ， 是不折不扣的刚性支出 。


“上述这些情形并非存在于所有基层刚性支出的全过程 ， 但任何一个偶发事项都会对本已十分脆弱的地方财政支付能力产生重要影响 。 ”王振宇表示 。


采访中 ， 采访人员就了解到 ， 中部某地级市违反“谁的财政事权谁承担支出责任”原则 ， 项目本应由市级财政配套资金 ， 却变成由县财政配套 ， 以致市级政府“欠”县级政府数十亿元巨额“欠款” 。 在财税短收的情况下 ， 负担骤增让县级政府很头疼 。


“现在市里欠我们总共下来将近30亿元 ， 市里的项目 ， 答应的是‘我们干活 ， 市里出钱’ ， 后来连钱带活都由我们包 。 ”该县县委书记说 。


凡此种种 ， 结果便是 ， 尽管中央财政每年会给地方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 ， 但一些地方的可用财力依然不足 。 按照2018年的数据测算 ， 地方可支配收入与支出之比为85.2% ， 仍有14.8%的支出需要其他手段弥补 。 2019年 ， 地方财政收入总量为194458.87亿元 ， 而同期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3758.87亿元 ， 地方财政缺口9300亿元 。


这就给了地方“广开财源”的冲动和借口 ， 并由此带来诸多后遗症 。


比如 ，



一些地方频频举债 ， 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隐性债务风险增加；


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 ， 日积月累 ， 逐渐发展成为难以根治的“土地财政”；


一些地方为了保住自己的税收大户 ， 在淘汰落后产能政策上打马虎眼 ， 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造成掣肘；


一些地方为了稳住就业、吸引投资 ， 只能以土地优惠、税收优惠等公共资源吸引投资者进入本已过热的投资领域 ， 导致产能过度扩张 ，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阻力重重……


部分基层“三保”困难、工资延发……疫情之下，央地财政关系经历了什么？将走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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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匹配精准

为什么收入少的基层财政 ， 却承担着大量的支出责任呢？这还得从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谈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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