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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_社会|不设经济增速目标实际上“隐含”着增长目标( 三 )


这里 ， E为就业弹性 ， L为就业劳动投入 ， Y为经济增长 。
就业弹性也称为“就业强度” ， 或称为“奥肯定律” 。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发现 ， 当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3个百分点时 ， 失业率将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 ， 即经济增长率每变动1个百分点将会使失业率反向变动0.33个百分点 。近年来的数据显示 ， 美国经济增长每变动2个百分点 ， 失业率的变动幅度大约是1个百分点左右 。从奥肯定律和上述公式中得知 ， 决定就业弹性的因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经济变量 ， 除了GDP增长率 ， 还包括开放度、出口表现、CPI变化趋势、FDI流入占GDP比重、对私人部门的信贷、服务业的附加值占GDP比重等；另一类是人口变量 ， 包括工作年龄人口增长情况、人口密度、城镇人口比重、全部劳动力增长情况等 。对宏观经济变量来讲 ， 《政府工作报告》决定实施规模性资金、大幅减税降费、适当增加投资 ， 在应对疫情中 ， 很多发达国家也采用了类似财税手段 。但就人口因素或称劳动因素而言 ， 中国具有某些特殊之处：一是城镇就业增长率受到老龄化的影响小于农村 。由于人口老龄化等原因 ， 全国就业人员数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2018年首次出现负增长 ， 从2017年的77640万下降到2018年的77586万（减少54万） ， 到2019年再下降到77471万（比上年减少115万） ， 全国就业弹性首次出现负值 ， 分别为-0.011和0.020 。但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明显 ， 城镇化过程还未完成 ， 每年依然可转移出来相当规模的劳动力 ， 城镇就业增长享受二元结构的“红利” ， 因此 ， 城镇就业增长率在2018和2019年虽然受到影响 ， 但依然表现为2.3%和1.9% ， 这是那些已完成城市化的发达国家所不具有的特征 。二是城镇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从本质上讲是市场势力的结果 ， 但不排除在特定时点存在着一定的财税政策和户籍手段的调节空间 ， 因此 ， 在疫情特殊时期 ， 城镇就业增长率作为就业弹性的自变量存在着“反向操作”的空间 ， 这也是发达国家所不具有的一个特征 。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 ， 在世界就业弹性系数中 ， 1991-1995年是0.34,1995-1999年是0.38,1999-2003年是0.30 ， 这3个时期的GDP增长率分别是2.9%、3.6%和3.5% 。但事实上 ， 发展中国家之间就业弹性存在很大的差距 ， 例如 ， 最高的是科摩罗（1.667）、科特迪瓦（1.263）、尼日尔（1.149）、阿尔及利亚（1.158）、马达加斯加（1.127）和多哥（1.123） ， 而就业弹性最低是波斯尼亚（0.05）、乌克兰（0.09）、中国（0.10） ， 甚至有些国家是负值 ， 例如 ， 塞尔维亚（-0.101）、白俄罗斯（-0.112）和罗马尼亚（-0.238） 。
下面看2020年应对疫情所面对的城镇就业增长率和城镇就业弹性的前景分析 。
先看作为自变量“L”的劳动投入即2020年城镇就业增长率 。表1显示 ， 2004年以来 ， 城镇就业增长率最高的是2006年的8.4% ， 最低的是2019年的1.9% ， 面对百年不遇的疫情 ， 2020年城镇就业增长率肯定要低于最低年份2019年的1.9% ， 考虑到今年第1季度经济负增长-6.8% ， 2020年城镇就业增长率也有可能是零甚至是负增长 ， 本文假定2020年城镇就业增长率有3个前景 ， 即1.5%、1.0%和0.5% 。
再看就业弹性 。在给定城镇就业增长率之后 ， 就业弹性就变得非常重要 ， 因为它决定因变量GDP增长率 ， 而增长率决定每个百分点拉动就业人员的数量 。考虑到就业弹性具有较大反向操作空间 ， 这里假定就业弹性也有3个前景：前景一是剔除2006年0.66的特殊情况之后 ， 取最高值0.42；前景二是取过去16年的平均值0.38；前景三是取最低值的2019年的0.31（剔除2005年的0.28） 。
在上述城镇就业增长3个前景和就业弹性3个前景的假定下 ， 我们可得出如下三组基本预测 ， 见表2 。其实 ， 在锁定“实现900万”之后 ， 我们还可以对城镇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弹性系数做出更多的假定 ， 做出更多的不同组合 。表2给出的是3个基本预测 ， 是基于3个不同就业弹性系数下3种城镇就业增长率的前景预测 ， 换言之 ， 城镇就业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是可以“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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