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杜建国：谈“地方债”色变，大可不必( 二 )
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 。 地方政府要想发展经济 ， 但手里本身并没有太多钱可直接用于发展经济 ， 城市开发、工业园区建设等等 ， 都需要预先投入大量资金 ， 而政府手里又没有那么多钱 ， 那该怎么办？很简单 ， 很大程度上要靠借钱来搞先期建设 。
比如一个工业园区要想吸引投资者 ， 最起码要实现七通一平（指基本建设中前期工作的道路通、给水通、电通、排水通、热力通、电信通、燃气通及土地平整等的基础建设） ， 而七通一平要花很多钱 ， 谁来干？某家企业会自己来干吗？可能性很低 ， 毕竟回报太少 。 再如 ， 中国现在城市化发展很快 ， 很多城市需要修建地铁来缓解交通拥挤堵塞 ， 修地铁的前期投入很大 ， 钱从哪儿来？这些只好由政府出面 。 现在政府不允许直接借债 ， 于是通过城投公司等形式 ， 借债来完成投资与建设 ， 日后有回报了再偿还债务 。
城市开发也是如此 ， 一些鼎鼎大名的新区建设 ， 很大程度上都是靠债务来完成的 。 不借债 ， 就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 ， 难以把新城区建设得那么好 。
可以说 ， 如果不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公司等形式借债 ， 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债务平台 ， 那么地方经济与建设就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那么好 ， 整个中国经济也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那么好 。
当然 ， 同时要注意规避风险 ， 不排除个别地方个别人的把事情办砸了 。
三、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论的由来及误区
应该说 ， 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夸大 ， 始自2008-2010年的四万亿之后 。 从2011年起 ， 地方债务问题就成了媒体报道的热点 。 一位经济学家当时曾信誓旦旦地说 ， 2011年中国地方债务平台必将崩盘 。
2012年9月27日 ， 某报刊登文章《国家审计署摸底发现 地方债务较两年前几乎翻番》 ， 国内国际舆论反响强烈 ， 一时间风声鹤唳 ， 人心惶惶 ， “地方债务危机”似乎真的来了 ， “中国崩溃”似乎的真的要来了 。 结果不久之后 ， 该报刊登道歉声明 ， 承认数字是采访人员自己“推算”出来的 ， 并没有找专家与权威部门核实 。
某位经济学家在2011年曾言之凿凿地预言道 ， 中国将在2013年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 ， 主要原因就是“地方债务危机” ， “到2013年前后 ， 有一部分地方政府可能要破产” ， 进而“爆发一场社会危机” 。 该经济学家甚至对危机爆发时间的预测精确到了月份：“最可能是2013年七、八月份” 。
巧得很 ， 2013年7月18日 ， 传来了美国底特律因债务危机申请破产的消息 。 莫名其妙的 ， 中国好多人竟然如获至宝 ， 借机掀起了“中国地方债务危机比底特律严重”的舆论浪潮 。 某位曾有过“上世纪30至50年代为苏联赫鲁晓夫统治时期”高论的财经评论员 ， 就抛出了一篇《挽救中国版底特律 要解决地方债务危机》 。
而早在2011年11月就断言中国已经开始爆发地方债务危机的那位经济学家 ， 此时则以其一贯耸人听闻的风格干脆宣布中国有“330个底特律危机” 。
美国底特律爆发债务危机 ， 城市面临破产 ， 结果在中国好多人看来 ， 这竟然又成了“中国输了” ， 出现了很多“某某市能成为中国的底特律吗？”之类的报道 。
2013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上 ， 前财政部长项怀诚就曾对地方债务危机论进行了批驳：
“我个人觉得中国政府的债务还不是一个当务之急 ， 不是说已经非常危险 ， 我之所以这么说 ， 第一 ， 因为债务率本身不是特别高；第二 ， 中国政府的债务基本上是内债 ， 内债占到整个债务总量的95%-98%；第三 ， 中国债务总体上看还没有看到特别特别坏的、效率特别特别差的案例 。 ”
这么多年过去了 ， 我觉得这番批驳还是站得住脚的 。
为应对铺天盖地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舆论 ， 中国政府于2013年下半年组织了大规模的政府债务审计行动 ， 结果于2013年12月公布 ， 截止2012年底全国政府性债务的总负债率为39.43% ， 低于国际通常使用的60%的负债率控制标准参考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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