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民法先生佟柔：每个学生就是我的一本活书( 三 )
晚年 ， 佟柔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于教书育人 。 他认为著书立说不是最大的财富 ， 因为一个人能写的书是有限的 ， 人才才是最大的财富 ， 将来每个人都能写书 。
校园里 ， 佟柔总是身穿一件略有褶皱的中山装 ， 左手拿一个保温杯 ， 右手提着装有讲稿的文件包 ， 满头白发 ， 走起路来稍微驼背 。 他爱抽两三毛钱一包的八达岭香烟和天坛牌雪茄 ， 喝散装粗茶 ， 平常吃得最多的是老北京炸酱面 。
郭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那时凡是想搞学术的民法研究生 ， 来北京都要拜访佟柔 ， 不然就觉得学业不完整 ， 这在当时的中国民法学界没有第二人 。
佟柔从不拒学生于门外 ， 家里门庭若市 ， 来访者络绎不绝 ， 被戏称为“茶馆” 。 15平方米的卧室也是他的书房兼会客室 ， 书架上摆满了书 ， 加上床和写字台 ， 房间里没剩下多少空间 ， 访客超过5人就没了下脚之处 。 一个陈旧的沙发 ， 因坐过的人太多弹簧都钻了出来 。 夫人偶有抱怨 ， 佟柔总是笑吟“斯是陋室 ， 唯吾德馨” 。
1985年底 ， 佟柔邀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研究员谢怀栻来为研究生讲资本主义国家民商法课 。 谢怀栻在民国时期就是著名的“民法三杰” ， 1957年被划为极右分子 ， 后平反 。 他告诉佟柔 ， 自己不能完全按照正统的讲法去讲 ， 甚至与佟柔主编的统编教材的观点可能也有不同 ， 佟柔表示完全没有问题 。
讲课结束那天 ， 佟柔特地请谢怀栻来家中 ， 说他这次的讲课打破了学术研究上的僵化空气 ， 让学生们呼吸到新鲜空气 ， 自己很高兴 。
佟柔一直强调 ， 民法是一个整体 ， 一个人一辈子只研究民法中的几个问题是不够的 ， 不可能有体系 ， 也难以有深度 。 王利明毕业后留校任教 ， 佟柔要求他把民法从头到尾讲一遍 ， 甚至讲几遍 。 因此 ， 王利明给人大法律系83级、84级和85级本科生讲民法 ， 一个人从头到尾讲了三年 ， 后来才由几位老师合讲 。
王利明刚开始上课时 ， 佟柔把自己的手稿、教案都提供给他作为参考 。 最初 ， 王利明的讲稿佟柔都会仔细批阅 ， 跟他谈重点应当讲哪几部分 ， 怎样在45分钟之内把道理讲透彻讲清楚 。 他还悄悄坐在角落里听王利明讲课 ， 课后跟他讨论 。
佟柔一再告诉王利明 ， 教师绝对不能知识私有 ， 对学生传授知识一定要倾囊传授 ， 不能够留一手 。 他说 ， 旧中国师傅带徒弟有个说法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 当老师的绝对不能这么想 ， 要鼓励学生超过老师 。 他批评院里有些老师从国外找了点资料生怕被学生看到 。 他家里的任何资料和书 ， 学生都可以随时借取 。
佟柔还强调 ， 老师不能上完课拍拍屁股就走了 ， 应当及时答疑解惑 。 王利明读研时住在五楼 ， 楼里没有电梯 ， 也没有电话 ， 每次上完课佟柔都会爬楼上来 ， 让他谈学习体会 ， 耐心解答他的疑问 。
1959年 ，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室欢送室主任陈啟新 ， 在天安门前合影 。 前排左起：郑立、李景森、刘素萍、赵中孚；后排左起：佟柔、杨大文、郭寿康、陈啟新、唐世儒、王益英 。 图/受访者提供
民法与经济法论争
1978年人大复校后 ， 佟柔一有机会就会大力呼吁要制定民法典 。
80年代前期 ， 著名的民法和经济法大论战掀起 。 不少中国学者主张在中国搞“大经济法” ， 一时间全国各高校涌现出无数经济法系和经济法专业 ， 大有取代民商法之势 。
佟柔请当时担任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的王益英帮忙了解一下苏联学界的观点 。 王益英查阅了资料 ， 向佟柔推荐了学术观点对立的《苏联经济法教程》和拉普捷夫的《经济法学》 。 佟柔看后 ， 明确同意前者的思想 ， 认为后者的“大经济法”观点是以计划经济为背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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