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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淼|支付宝的“爸爸”要上市——他们如何实现从蚂蚁到大象的裂变？(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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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初 ， 作为金融基础设施的中国支付体系还在发展过程中 ， 银行业金融机构是其中的主体 ， 而支付清算体系、相关法律法规都不完善 。 在一切都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 被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金融创新不足”的金融环境 ， 鼓励创新是监管的必然选择 。
支付宝项目启动一年后 ， 央行在首次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表示 ， “非金融类机构在支付服务市场中的作用日渐增强 ， 成为支付服务市场的重要补充 。 ”这意味着监管肯定了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的积极作用 。
之后 ，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发布《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 将所有第三方支付企业纳入监管 ， 支付宝不再处于灰色地带 。
凭借监管红利 ， 支付宝早期发展顺风顺水 ， 规模迅速变大 ， 5年时间就成了拥有亿级用户的国内最大第三方支付机构 。 马云当初看到的支付宝对阿里的潜在价值 ， 也在电商业务的发展中得到了印证 。 但在与eBay的生死竞争中 ， 支付宝便是阿里能够最终获胜的一大利器 。
换句话说 ， 如果监管从一开始就不允许支付宝的存在 ， 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蚂蚁金服 ， 甚至阿里巴巴的核心电商业务也会因支付体系不健全而发展受阻 。
和政府谈恋爱
董希淼|支付宝的“爸爸”要上市——他们如何实现从蚂蚁到大象的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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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出现后的前十年 ， 可以看做是它与监管的蜜月期 。
阿里前副总裁波特·埃里斯曼总结阿里成功的关键点 ， 其中之一是马云说的“和政府谈恋爱 ， 但不要嫁给他们 。 ”这是马云的金句之一 ， 也是他身上一项重要的能力 。
阿里早期咨询顾问邓肯·克拉克在《阿里巴巴》一书中记录了一个故事 。 少年时爱学英语的马云在西湖边结识了来杭州旅游的澳大利亚莫利一家 ， 关系变得十分紧密 。
在一场专门接待莫利一家的酒席上 ， 还只是大学生的马云请了杭州的一些官员和贵宾出席 。 “很显然 ， 那时就可以看出 ， 马云是有沟通天赋的 ， 他善于建立人脉 ， 找到车并请来市长确实得有关系才行 。 ”
日后创建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的过程中 ， 马云给莫利留下深刻印象的与政府沟通能力不断得以体现 。
2010年 ， 央行出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 ， 宣布对第三方支付企业实行牌照制度 。 此时随着第三方支付服务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 ， 一些不规范的行为和风险隐患逐渐暴露 ， 比如客户备付金被违规使用、反洗钱义务履行不到位、无序竞争等问题 。
虽然支付宝本身没有出现严重问题 ， 但作为最大的第三方支付机构 ， 监管对它的注意会更多 。
马云善沟通的文化在这时派上了用场 。 不等监管问话 ， 支付宝每个月主动向央行提交七八页纸的工作汇报 ， 内容细致到财务数据、公司架构、操作流程等 。 有人评价 ， 这是支付宝在告诉央行 ， “我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 。
央行从未对支付宝的汇报做出反馈 ， 但凭借支付宝的行业地位 ， 获得牌照本是不在话下 。
但2010年10月央行出台新规针对外资第三方支付机构牌照问题 ， 需单独报国务院批准 。 这与当时的金融业监管惯例一脉相承 ， 外资在中国金融机构中的股份占比一直受到严格限制 。 支付体系是一个国家的金融基础设施 ， 央行设此规定并不意外 。
拿了软银和雅虎投资的阿里巴巴便属于外资 ， 支付宝能否获得牌照一下变得难以预料 。 摆在马云面前的选择有两个：等待国务院审批 ， 或将支付宝完全变成内资企业 。 马云选择了后者 。 他的判断是 ， 央行绝不可能允许支付宝这样涉及国家金融安全的产品被外资控制 。
但马云将支付宝外资变内资过程最后未经阿里董事会批准 ， 让其遭到了创办阿里以来最严重的信誉危机 ， 国内外舆论纷纷指责马云 。
马云的解释是 ， “别人犯法 ， 我们不能犯法” ， “如果想拿到牌照 ， 我必须这么做 。 ”这也能看出 ， 在马云的意识里 ， 即使冒着其一向珍视的名誉受损风险 ， 也要主动揣摩并迎合监管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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