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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历史文化研究|文章革浮浇，近世无如韩——从论诗诗看梅尧臣对韩孟诗派的接受（下）( 三 )


梅氏由韩诗在时代诗坛上“革浮浇”的功绩扩大至对元和诗坛的体认 ， 认为“元和盛” 。 他在《答王补之书》中有言：
思二十年时所见文章 ， 始去对偶 ， 其用已焉乎哉 ， 字之未能安 ， 稍安则谓之能文 ， 岂在识道理、要趋向耶？如足下今日之文 ， 当其时可谓杰出矣 。 况今榜中有兄弟父子雄才奥学 ， 若曾子固、苏轼之徒 ， 又不可拟议 ， 是过于唐元和之人绝甚 。 元和 ， 特韩退之耳 。 退之于今可以当吾永叔 ， 其李翱、皇甫湜、柳子厚 ， 未能当吾永叔之门人也 。 足下亦在其门人之列 。 仆生于是时 ， 得遍识而遍观其进退道德 ， 亦以乐也 。 又游于其间 ， 为幸何如！虽智不迨 ， 不敢退避 ， 庶几附光渐润 ， 期有闻于后世耳 。由上可知 ， 尧臣对于“元和”的体认与韩愈有关 ， “元和 ， 特韩退之耳” ， 认为韩愈独领元和一代诗坛之风尚 ， 范仲淹亦称 ， “近则唐正元、元和之间 ， 韩退之主盟于文 ， 而古道最盛”。 该书信中 ， 梅氏提及嘉祐二年（1057）科第之景况 ， 王补之及曾巩、苏轼皆于是年登第 ， 据“今榜”之“今”字、“前日在欧阳永叔坐中”言及欧、梅同处一地 ， 以及嘉祐四年（1059）举行下一次科举的史实可知 ， 该书信应作于嘉祐二年（1057）或嘉祐三年（1058） ， 与《依韵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和《依韵和王平甫见寄》创作时间接近 ， 对韩愈的评骘具有连贯性 ， 可互参佐助 。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文章革浮浇，近世无如韩——从论诗诗看梅尧臣对韩孟诗派的接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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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有三处值得注意：一是透露出诗歌应尊奉儒学正统的观念 ， 尧臣自愧前作“非纯儒之学” ， 赞赏王补之的创作“深厚诣道”“理意高远” ， 且于史学有所发明 。 二是尧臣因韩愈之文学成就肯定“元和”之诗歌史地位 ， 且仅推赏韩愈及其门人 。 梅氏对“元和”诗坛的体认 ， 在晚清宋诗派“三元”（开元、元和、元祐）与“三关”（元嘉、元和、元祐）两说中发展至成熟 ， 两说“都以元和诗歌作为古今诗风转变的一个中枢”。 梅氏体认到韩愈所代表的“元和”诗坛的转变 ， 且又处于“元祐”时期苏、黄诸人之稍前 ， 考察其诗歌观念亦有助于探索“元和”至“元祐”的诗歌转变历程 。 三是表现出跻身欧阳修领导的诗歌群体的自觉与自乐 。
在陈说“元和”诗坛之转变之外 ， 梅氏亦对宋初至中叶的诗坛有所审视 ， “我朝三四公 ， 合力兴愤叹”“谢公唱西都 ， 予预欧尹观 。 乃复元和盛 ， 一变将为难” ， 提及谢绛等人的诗歌创作 。 嘉祐三年（1058） ， 梅氏有《依韵和答王安之因石榴诗见赠》 ， “谢公主盟文变古 ， 欧阳大才何可涯” ， 推谢绛为洛阳交游唱和群体之盟主 。 同年 ， 梅诗《次韵答黄介夫七十韵》及嘉祐四年（1059）《缙叔以诗遗酒次其韵》又言及“主盟”的问题：
好论古今诗 ， 品藻笑锺嵘 。 欲扫李杜坛 ， 未审谁主盟 。 （《次韵答黄介夫七十韵》）君尝谓我性嗜酒 ， 又复谓我耽于诗 。 一日不饮情颇恶 ， 一日不吟无所为 。 酒能销忧忘富贵 ， 诗欲主盟张鼓旗 。 百觚孔圣不可拟 ， 白眼步兵吾久师 。 （《缙叔以诗遗酒次其韵》）“欲扫李杜坛”“诗欲主盟张鼓旗” ， 显示出尧臣专力作诗的期望与志向 ， 但这里的“诗坛”与“主盟”只是对诗歌创作实践的肯定 ， 并蕴含有推赏其诗歌的因素 ， 或者“所谓‘诗坛’往往与具体诗会有关”， 而不是对时代诗坛或者文坛的统筹客观考量 ， 梅氏赞赏谢绛“主盟”亦是此意 。
宋代文人自觉结盟的意识在此有所投射 ， 在诗歌唱和及交往中“试图通过登坛拜将、推戴盟主的比喻 ， 来暗示诗界阵营的建立、诗歌风格的传承以及诗人地位的确认”， 有时可能只是以示恭维的程式性应酬 。 除了诗坛、文坛 ， 书法领域亦有“主盟”一说 ， 欧阳修曾称“自苏子美死后 ， 遂觉笔法中绝 。 近年君谟独步当世 ， 然谦让不肯主盟”。 梅氏的诗友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诗文成就、以及提携后进等品行节操 ， 逐渐成长为北宋中叶的文坛领袖 ， “自欧阳子出 ， 天下争自濯磨 ， 以通经学古为高 ， 以救时行道为贤 ， 以犯颜纳说为忠 。 长育成就 ， 至嘉祐末 ， 号称多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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