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在清末民初政争中，为何处处碰壁？( 七 ) 原作者丨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要

法学家阿克曼认为，在共和政体下，一旦宪法未能处理好总统与国会的关系，那么二者之间互相对立的权力会运用宪法所赋予它们各自的权利来互找麻烦，国会不断攻击行政机关，总体不放过任何可以摆脱国会束缚的机会，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治理能力的危机” 。

（（美）阿克曼著，聂鑫译：《别了，孟德斯鸠：新分权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章太炎所观察到的民初政局在某种程度上正好印证了这一观点。在制定《临时约法》时，国民党人希望借扩大参议院的权力来限制袁世凯，对此章太炎洞若观火。出于“巩固国权”的立场，他指出《临时约法》规定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及驻外人员须经参议院同意这一条款极不合理，易于导致“以立法院而干涉行政部之权，该院万能，不啻变君主一人之专制，而为少数参议员之专制，且同意之标准难定，稍有才智之士，鲜不为人猜忌，自非乡愿不能通过。 ”同样的，该法规定国务员一旦受参议员弹劾，大总统应免其职，此举将使参议员“滥用此非常之大权” ，势必造成“国务员更换之频繁，虽灶下烂羊，亦将膺选，何暇谋政治之进行乎？”

（章太炎：《否认<临时约法>》，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21—422页。）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议会政治后，他对黎元洪痛陈：“中国之有政党，害有百端，利无毛末” ，在参议院中忙于政治博弈之辈“皆人民之蠡蠹，政治之秕稗，长此不息，游民愈多，国是愈坏。 ”

（章太炎：《与黎元洪（1912年）》，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384页。）

由此可见，章太炎认为名实不符的议会政治不但无补于伸张民权，而且还会影响政治稳定，对国权造成极大损伤。

但章太炎的基本困境在于，他曾希望借助旧官吏与立宪派的政治经验来根据中国现状施政，但对后者的真实面目有所认识之后，便寄希望于作为国家元首的袁世凯能厉行法治，制裁贪渎败政之徒。一旦发觉袁世凯实为此辈的最大庇护者，章太炎又开始与昔日的革命同志共谋大计。可国民党当时无权无兵，非但不能改变现状，反而因“二次革命”失败致使实力大损。在章氏的政治视野里，作为主权所有者的广大国民始终是“沉默的大多数” 。

章氏所仰赖的政治实践主体，只是从立宪派与旧官吏到国民党人之间转换而已。无法找到新的政治主体；无法借由组织动员新的政治主体自下而上地彻底推翻旧的政治毒瘤，重建政治组织，达到政治整合；更无法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不断地实践来真正认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总结出一套既能符合中国现状，又能让大多数新的政治主体获得参与感与翻身感的政治理论，这或许就是章太炎在民初政争中处处碰壁的根本原因，也是作为政治实践者的章太炎留给后人的最大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