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章太炎在清末民初政争中,为何处处碰壁?

原作者丨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要论清末革命党中对于中国未来政治建设问题思考最深入者,则非章太炎莫属。他十分熟悉中国历代典章制度,并阅读了不少近代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的论著。
1906年,因“《苏报》案”而入狱的章太炎,终于得以出狱,并再次东渡日本。此后他的思想,较之先前,一大变化就是开始深入反思西学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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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1902年《苏报》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国内第一份报纸,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章太炎、柳亚子等在《苏报》上发表过文章。1900年后由宣传改良转为倾向于革新。1903年,“苏报案”震动全国,促使革命运动迅速兴起。
他认为“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中国的发展,不应处处模仿他邦,而是应以本国历史与现状为根据,思考真正适合于中国自身的立国之道。
【 上海|章太炎在清末民初政争中,为何处处碰壁?】(章太炎开始反思西学,一个不容忽视的缘由便是他由于“《苏报》案”而入西人监狱,在狱中饱尝苦头,使他开始质疑西人宣传的“文明”、“民主”是否真的名实相符。参见章念驰:《沪上春秋——章太炎在上海》,台北: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32—33页。)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对于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不能轻易用“专制”二字简单概括,而是应探寻其中的历史沿革与内在原理:
我们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没有什么可贵,但是官制为甚么要这样建置?州郡为甚么要这样分划?军队为甚么要这样编制?赋税为甚么要这样征调?都有一定的理由,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府,那项须要改良?那项须要复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见诸施行。
(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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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良政”:章太炎思想论集》,王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
在这里,虽然他依然认为中国古代制度乃是“专制”政体,但也开始注意到必须仔细梳理沿革、总结得失,“改良”同时犹有可“复古”之处存焉,这样方能为未来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经将对中国未来政治的思考建立在从中国历史自身脉络出发,明晰当下具体的实际形势,考量本国各类制度利弊,视此为制度建设之根本。
基于此,章太炎批评当时作为引进西方政经学说之代表人物的严复“所译泰西群籍,于中国事状有毫毛之合者,则矜喜而标识其下;乃若彼方孤证,于中土或有抵牾,则不敢容喙焉”,即将西方的历史进程视为普世性的真理,并以此为出发点思考中国历史与现状,导致遮蔽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与现实的独特性。章太炎指出,这一认知模式,“不悟所谓条例者,就彼所涉历见闻而归纳之耳,浸假而复谛见亚东之事,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也。”
(章太炎:《商兑》,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37页。当然,据今人研究,严复的翻译在当时引起极大的论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在于时人对“民族”等近代术语的理解与界定颇不一致,这一知识储备的差异性,也导致了彼此在思想上的冲突。参见王宪明著:《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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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
作为被近代西方所宣扬的带有规律性的“条例”,主要伴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生,特别是被用于向非西方地区宣扬西方文明的进步性与普世性,究其实,并无放之四海皆准之理。认识中国问题、解决时代危机,须根植于中国自身的历史进程,从中归纳总结蕴含原理性质的、具备解释力的“条例”。
当时无论是革命派或立宪派,包括清廷内部的改革派官员,都认为未来中国的制度设计应借鉴近代西方的代议制,只是存在着认同共和政体或君主立宪政体之别。而章太炎则一反潮流,主张代议制不可照搬于中国。在《代议然否论》一文里,他认为代议制与西方中古时期的封建制息息相关,议员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封建贵族的政治地位。而中国自魏晋以后,社会上除了君权,已基本没有世袭性的政治权力,因此不适合移植代议制度,人为的制造一个特殊的权力群体,他的这番思考,根植于他对历史的重视,即历史流变是思考制度问题的重要参考,是否与历史接榫也是一项制度是否具备基本合法性的重要条件。
此外,他强调制度建设应和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国情相符,在中国广土众民、地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能够被选为议员的,很可能是地方上的豪右富民,他们不会真正代表民众的利益。这一观察,注意到了近代政治体系里权力、阶级、资本之间复杂的关系,制度移植需要针对基本国情具体分析,世间并无一种普世主义的制度。这在视西方宪政体制为天经地义的清末民初,尤显空谷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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