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师夷长技以制夷”能救中国吗？( 二 )
明代抗击倭寇 ， 戚继光也提出击败倭寇须“伐其长技” ， 即打击其长处；后调防北方边境 ， 他又提出“虏之长技在冲突” ， 指出必须车兵、步兵、骑兵相互配合 ， 如此才能击败游牧骑兵的冲击 。天启元年（1621） ， 徐光启主张用更精强的红夷大炮压制后金骑兵 ， 因为“连次丧失中外大小火铳 ， 悉为奴有 ， 我之长技 ， 与贼共之 ， 而多寡之数且不若彼远矣” 。后金一方 ， 天聪六年（1632）佟养性也陈奏：“夫火器 ， 南朝仗之以固守 ， 我国火器既备 ， 是我夺其长技 ， 彼之兵既不能与我相敌抗 ， 我火器又可以破彼之固守 ， 何不增添兵力 ， 多拏火器 ， 以握全胜之势……我国如将火器练成一营 ， 真无敌雄兵 ， 以之威服天下有余矣！”
不难看出 ， 历来文献中所谓“长技” ， 只不过是考察双方战术中的长处 ， 考虑的重心是如何扬长避短 ， 最终克制对方的“长技” ， 战而胜之 。“师夷长技”通常只是一部分军队采纳战术 ， 并不等于全国上下“师夷” ， 更不等于承认对方在文明上的优越性 ， 就像西汉对匈奴、唐代对突厥、明代为倭寇 ， 也都既承认其难对付 ， 又继续视之为蛮夷 。明正德十六年（1527） ， 汪鋐在借鉴、仿制葡萄牙人的蜈蚣船、佛朗机铳后 ， 在屯门海战中大获全胜 ， 被视为历史上第一位倡导“师夷制夷”的军事家 ， 此后明清也都曾仿制西洋的红衣大炮 ， 但这并不等于以西方为师 ， 更不等于由此尊重洋人、变更国体 。
【师夷长技|“师夷长技以制夷”能救中国吗？】这些史料 ， 魏源都不会陌生 ， 他一生注重实学 ， 讲求“致用” ， 认为经学已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 “恶夫饾饤为汉 ， 空腐为宋” ， 强调“能致用便为实学 ， 识时务不是愚人”（魏源《赠筠谷从兄》） 。正因此 ， 他向来着意于边疆史地 ， 就在《海国图志》首次出版的1842年 ， 还曾将著成《圣武记》刻印 。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中 ， 对“长技”的关注只是他务实的表现 ， 但却最多只是在技术层面采纳西方的战术、技艺 ， 他的本意恰恰是要以此来更好地捍卫中国原有的国体和儒家道德 。
因此 ， 当他提到“师夷长技”时 ， 所举出的例子就只是诸如康熙曾借荷兰兵船攻打台湾、用耶稣会士建造的大炮镇压三藩叛乱这一类 ， 这与左宗棠1866年提议采用蒸汽轮船时提及清初耶稣会士帮助建造红衣大炮正是同理 。更有甚者 ， 《海国图志》中也包含无须“师夷”即可“制夷”的言论 ， 乃至列举出安南的札船、缅甸的木栅 ， 用来说明土法可“制夷” 。
不论如何 ， 魏源所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实大大低估了西方的挑战 ， 因为问题在于：唐朝可以学习突厥的长技而不被异化 ， 但晚清可以仅仅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就战而胜之吗？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对此看法最为冷静：“‘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 ， 在已知历史结论的人们眼中格外触目惊心 ， 许多人以为他已经找到了钥匙 。”但他解读下来的结论是：“魏源心目中‘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 。……以今日知识来判断 ， 似可认定 ， 仅‘师’这些‘长技’还是‘制’不了‘夷’的 。‘夷’不是那么好‘制’的 。”
魏源的神话
魏源一生著述很多 ， 其生前最畅销者其实是编定的《皇朝经世文编》 ， 但对后世来说 ， 他的名声主要都是由《海国图志》这一本著作奠定的 ， 而大部分人对这部书所知的又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句话 。虽然也早有人发现书中有不少讹误 ， 但大体都认为这是一部巨著 ， 有一种经久不衰的神话甚至暗示：如果当初清廷能像日本那样重视这部著作 ， 本来中国近代史的面貌将完全不一样 。
张宏杰《简读中国史》就说：“鸦片战争后 ， 魏源写了《海国图志》 ， 介绍外国形势 。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对此书不加理睬 ， 不久此书就在中国绝版 ， 而日本人则视如珍宝 ， 不断翻印 。”确实 ， 《海国图志》在问世之后 ， 因辑录“异邦蛮夷”情形而受主流社会攻击排斥 ， 1858年王茂荫建议将之刊刻重印 ， “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 ， 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 ， 以是学 ， 以是知夷难御非竟无法之可御” ， 但朝廷不予理睬 ， 这部书在国内仅勉强刊刻千余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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