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师夷长技以制夷”能救中国吗？(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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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图志》
相比起来 ， 《海国图志》在日本被视为“有用之书” ， 乃至被推为“天下武夫必读之书” ， 纷纷加以翻译、训解 。从1854-1856年仅仅三年时间 ， 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就有二十一种 ， “书价飙升三倍 ， 对维新派思想体系之完善不无推动之功”（刘柠《中日之间》） 。日本左翼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现代史》中称：“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的思想起了革命 ， 倾向开国主义 ， 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 。”民国时钱基博也不吝赞词：“日本之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 ， 无不得《海国图志》 ， 读之而愤悱焉 ， 攘臂而起 ， 遂以成明治尊攘维新之大业 ， 则源有以发其机也 。”
照此 ， 似乎《海国图志》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 甚至明治维新的成功也有赖于此 。但客观来看 ， 日本对西洋的了解比晚清中国深入得多 ， 其第一本介绍西洋的本国著作是《解体新书》（1774） ， 比《海国图志》的出版早了六十八年 。德川幕府1855年开设洋学所翻译西洋书籍 ， 教授外国语文 ， 这所学校后来更名为“蕃书调所”“洋书调所” “开成所”等 ， 成为东京大学前身 。在这些方面 ， 日本无疑走在前面 。
更重要的是 ， 日本当时的思想家对西方列强的威胁有着清醒的认识 ， 像佐久间象山虽然认同《海国图志》所指出的“中国有海防而无海战”等诸多分析 ， 强调“驱逐防截 ， 以制贼死命于外海”的重要性 ， 但他对能否“制夷”绝无幻想 。魏源所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 其实是士大夫普遍主张的“以夷制夷”的延伸 ， 其前提至少是“夷”有办法可“制” ， 但日本国内当时普遍的观感却是“连中国都战败 ， 日本更毫无胜算” ， 佐久间象山所竭力谋求的最好结果 ， 在清朝看来却是最坏的结果：“对等开国” 。
1863年初 ， 朝廷督促幕府和各藩上奏“攘夷”的策略 ， 松代藩藩主专门向佐久间象山问策 ， 却得到一个冷淡的回绝：“攘夷”根本不可能实现 ， 因此不可能想出具体策略 。他在回信中甚至斩钉截铁地说 ， 不仅自己没有能力想出具体策略 ， 即使去问松代藩传说中的英雄真田幸村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办法 ， 哪怕是诸葛亮再世、孙子复活 ， 也不可能想出“攘夷”的具体策略 ， 因为“两国相战 ， 我之国力不及敌国 ， 纵使我之德义远胜于彼 ， 亦难以得志 。此即天下之正理、实理、明理、公理也” 。在他看来 ， 儒学者都是无用的存在 ， 他提出的著名观点“东洋道德 ， 西洋艺术” ， 其中前者仅指忠孝的重要性 ， 而后者却涵盖以数学和物理学为基础的工学、军事科学等应用科学 ， 比魏源所说的“长技”深入得多 。
这意味着 ， 在面临西方挑战时 ， 中日两国原有的政治结构、社会心态、思想基底乃至危机意识都很不一样 ， 因而对《海国图志》的价值认知也迥异 。即便这本书对明治维新有所推动 ， 真正关键之处也不是书本身 ， 倒不如说是日本社会已经做好准备接纳书中的思想和即将到来的变革 。单靠一本书根本不足以引发变革、有效应对列强的挑战 ， 就像数十年后梁启超对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推崇备至 ， 但驻华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则讥讽说 ， 倘若根据《日本国志》来理解日本 ， 就像是以《明史》记载来理解今日中国的时局 。
《海国图志》在国内的处境表明 ， 魏源的思想无法在那样的环境中留下建制性遗产 。更重要的是 ， 魏源自身其实也难以挣脱儒家传统的框架 。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 ， 常使人误以为他主张“技术现代化” ， 研究中国军事史的欧阳泰甚至称他是“主张西化的著名先驱” 。事实上 ， 他虽然强调实学 ， 但仍以规复三代之治为目标 ， 因而宣称：“君子之为治也 ， 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 ， 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 。”他绝不是要“西化” ， 只不过强调要务实地研究实现“王道”的手段 ， 但对“王道”本身的信念十分坚定：“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 ， 无不富强之王道 。”（《默觚·治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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