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师夷长技以制夷”能救中国吗？
维舟
1840年6月21日 ， 英国远征军舰队驶抵珠江口 ， 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这场战争自此将中国拖入了近代的角斗场 ， 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两年后 ， 中国签订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 被迫向英国赔偿两千一百万两白银、上海等五口通商 ， 并割让香港岛 。
如何应对西方列强的全新挑战 ， 自此成为近现代中国人无法回避的难题 。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 ， 魏源编写成《海国图志》五十卷 ， 1847年增补为六十卷 ， 到1852年再扩充为一百卷 ， 其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命题 。这被广泛赞誉为卓见 ， 在编入中学历史教科书后更是家喻户晓 ， 连穿越小说《新宋》也将“长技治夷”作为救亡之策 ， 但问题恰恰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真的能救中国吗？
“长技”的本意
魏源在《海国图志》“原叙”中确实说这是“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 但他随后就表明 ， 仅仅这样仍是治标不治本的：“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 ， 否否 ， 此兵机也 ， 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 ， 非无形之兵也 。”什么才是最根本的“兵本”和“无形之兵”？就是人心 。
孤立地看待魏源的那个命题 ， 可能让我们误以为他是一个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思想的西化论先驱 ， 但通盘来看 ， 就可知他所说的“长技”仅指对方在军事作战上的长处 ， 既未必承认对方科技或思想之优越性 ， 更不见得是要推动整个国家“西化” 。换言之 ， 那只是“战术” ， 而不涉及“战略”层面 。事实上 ， 他认为军事挑战仅仅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 ，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需要依靠的是从政治和道德上解决“人心之积患”——在这方面 ， 他其实与当时被视为“顽固保守派”的那些士大夫并无本质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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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
从魏源对战舰、枪炮的估算也可证实这一点：“工匠习其铸造 ， 精兵习其驾驶、攻击 。计每艘中号者 ， 不过二万金以内 ， 计百艘不过二百万金 ， 再以十万金造火轮舟十艘 ， 以四十万金造配炮械 ， 所费不过二百五十万 ， 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 。”既然他乐观地估计二百五十万两白银就能“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 ， 那就明白可见他所说的“长技”仅限于坚船利炮 ， 其主张最远恐怕也不超过洋务运动的范畴 。
这里的关键在于他所说的“师夷长技”究竟何意 。所谓“长技” ， 典出《管子·明法解》：“明主操术任臣下 ， 使群臣效其智能 ， 进其长技 。故智者效其计 ， 能者进其功 。”在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竞争的环境下 ， 诸如“尺有所短 ， 寸有所长”“以己之长 ， 攻彼之短”之类的说法 ， 所在皆是 。《孟子·滕文公上》强调 ， 即便是小国 ， 只要取长补短 ， 也能治理好：“今滕绝长补短 ， 将五十里也 ， 犹可以为善国 。”
秦汉帝国统一天下之后 ， 列国纷争的局面转变成了华夷之分 。西汉初年的大臣晁错在分析长城内外局势时就指出“匈奴之长技三 ， 中国之长技五”（《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 所谓匈奴之长技都是军事技能：“上下山阪 ， 出入溪涧 ， 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 ， 且驰且射 ， 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 ， 饥渴不困 ， 中国之人弗与也 。”此类议论 ， 后世论政论史多有 ， 如北魏时高闾献议筑城防范柔然：“北狄悍愚 ， 同于禽兽 ， 所长者野战 ， 所短者攻城 。若以狄之所短 ， 夺其所长 ， 则虽众不能成患 ， 虽来不能内逼 。”（《魏书》卷五四《高闾传》）唐代对付突厥 ， 也注意到“突厥所长 ， 惟恃骑射” ， 而要战而胜之 ， 办法就是让刘仁恭所部“能骑射者二千余人 ， 饮食居止 ， 一同突厥” ， 以至于突厥人见到都“咸谓似其所为 ， 疑其部落”（《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 最终大破突厥 ， 可说是唐代版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