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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我和我的二本学生( 二 )


外面的风仍在呼呼地吹 ， 是否也能吹走今天我烦躁的心情？
老师 ， 真的很抱歉 ， 今天为贷款的事烦透了心情 ， 刚回来就要写作文 ， 我真的一点思绪都没有 。 你就当做一回我的听众好了 。 抱歉 。
她所描述的状况和无奈 ， 让入职不久的我极为震撼 ， 以至于在一种不安和难以放下的焦虑中 ， 当天就通过校内邮箱 ， 向全校的老师为她发起了募捐 。 《风》几乎成为我职业生涯中 ， 自我生存状态调整的开端 。 在此以前 ， 我对自己博士毕业以后找工作的轻率、疏懒、意气用事 ， 时有后悔甚至自责 ， 我对学校不能提供专业平台 ， 更多时候只能上公共课的状况 ， 感到学术生涯的迷茫和无望 ， 我羡慕那些进入名牌大学任教的同窗 。
正是像《风》这样的作文 ， 其坦率的文字 ， 悄然照亮了我内心忽略的角落 ， 瓦解我内心的偏见 ， 一点点卸下我早已淤积的虚空 ， 让生命的姿势一点点下蹲 ， 并在具体的生命观照中 ， 找到内在的充盈 。
后来随着教学的深入 ， 我发现 ， 平淡无奇课堂的皱褶处 ， 隐藏了很多很多像她一样的学生 。
我眼中的中国教育现实
让我惊讶的是 ， 很多农村和城市孩子 ， 面对高考这个话题,有不同的态度 。 不少城市出生的学生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绝 ， 刘奕晓将此比喻为“一场赌博” 。 方雪怡表示“中国学生的青春时代似乎被简单粗暴地划分成了两部分 ， 高考前 ， 高考后 。 父母的期望 ， 老师的教导 ， 同学之间小小的攀比 ， 都像一块块巨石 ， 压得我五脏六腑都疼” 。
但不少农村学生充满了闯过高考的庆幸 。 一个叫苏艳的女孩说 ， “我们受过中国教育的一代回首过去 ， 都埋怨高考 ， 记恨它 ， 但又不得不承认 ， 它给我们这些寒门学子一条走向富裕、离开贫穷的道路” 。 陈文婷坦诚 ， “回忆起青春 ， 能想起的只有假期里不愿上的辅导班 ， 黑板上永远擦不干净的数学公式 ， 空气里的粉笔灰味道 ， 向家长报告成绩时的惴惴不安” ， “而今 ， 我坐在大学的课堂里 ， 我又无比感激高考 ， 是它 ， 让我有了通过自己的双手 ， 以笔为剑 ， 拥有看到更辽阔天空的机会” 。
他们的中学时代 ， 过得异常辛苦 ， 无论身体、还是心理 ， 都几乎到达极限 ， 在“倒计时”“誓师会”的催逼下 ， 时间观念非常强 ， 不少学生甚至连洗澡、洗衣服、情绪不好时的哭泣都嫌浪费时间 ， “多考一分 ， 干掉千人”的应试理念 ， 杀气腾腾 ， 深深根植在他们心中 。
也正因为经受了压力过大的考试进阶 ， 课堂上 ， 学生们中规中矩、老成持重 。 从教13年来 ， 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 ， 和我发生过争论 。 他们的平和中正与我们大学时代的张扬放肆 ， 构成了鲜明对比 。 没有一个孩子有过意外的表现 ， 他们收缩起属于青春年代的触角和锋芒 ， 逼到绝境 ， 唯一能够下手的对象只有自己 。
在我的大学期间 ，我偷偷将一条纸做的假蛇 ， 放在英语符老师的讲台上 ， 老师吓得大惊失色 ， 决定停课查出恶作剧者 。 众目睽睽之下 ， 我满脸通红站起来 ， 承认错误 ， 最后闹剧就像没有发生过 ， 消息甚至都没有走出教室 。
中学时期的老师、家长 ， 总认为将孩子送到大学就万事大吉 ， 但中学教育的后果 ， 大学老师才有更直接的感知 。 我在具体的课堂中 ， 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 ， 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 ， 到大学时代 ， 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 ， 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 ， 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 。
四任班长
我的一届学生 ， 从大一到大四 ， 班上一共选举产生了4任班长 ， 他们分别是曾刚、王国伟、吴志勇、石磊 。
回过头看 ， 4位班长毕业以后的选择和现在的处境 ， 实际上代表了十几年前二本院校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机遇和可能 。
曾刚的特点是适应社会的能力强 ， 毕业以后 ， 他选择了一家银行 ， 很快就进入了较好的工作状态 ， 成家立业 ， 在广州买房立足 。 他是这个现实社会 ， 最能适应现实的年轻群体 ， 往往能最快、最直接地获得较多的发展资源和现实利益 。
石磊在大四那年被选为班长 ， 他出生在潮州市 ， 是家里的独生子 ， 父亲经营一家摄影店 。 因为从小的衣食无忧 ， 他一直懵懵懂懂 ， 直到大四那年才意识到要毕业了 。 毕业后 ， 进入了广州街头遍布的各类英语培训机构 ， “4年之内换了6家单位 。 ”
广州是待不下了 ， 只有一条路 ， 回家考公务员 。 他仅仅复习了一个月 ， 幸运地考进了梅州国税局 。 他很快结婚、生子 ， 父母一辈子打点的摄影店 ， 最大的意义就是在儿子成家时 ， 心安理得地拿出所有积蓄 。 尽管他将每月的日子描述为 ， “信用卡先还两三千 ， 然后那个支付宝、那个蚂蚁花呗再还两三千 ， 房子供两三千”的境地 ， 但他以前的迷惑 ， 烟消云散 。
广州四年的辗转 ， 仅仅依附一个二本院校的文凭 ， 并没给他挣得一席之地 。 独生子女背负的传统责任 ， 让他意识到确定的人生轨迹 ， 对父母的重要意义 。 说到底 ， 还是回家考公 ， 让他并不坚挺的大学文凭获得了饱满的汁液 ， 成为支撑他此后人生的坚实依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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