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传说、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写作：为什么我们总喜欢讲故事？( 七 ) 原文作者丨[加]罗伯特·弗尔福德

过境站的关卡前。 ”也许，《时代周刊》对间谍活动的了解并不比报纸更多，但它的风格让信息舞动了起来。一篇关于塞浦路斯冲突的文章在开头写道：“花朵在圣希里昂

（St. Hilarion）

摇摇欲坠的塔楼上开放，老鹰在凯里尼亚

（Kyrenia）

上空悄无声息地盘旋。 ”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塞浦路斯的情况并没有多大变化。 1964年春，《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讲述美国驻西贡

（Saigon）

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

（Henry Cabot Lodge）

的封面故事，它以经典的《时代周刊》风格开篇：

在西贡闷热的雨季来临前的一个阴郁清晨里，冯克宽街

（Phung Khac Khoan Street）

38号二楼卧室的一只闹钟在寂静中发出了刺耳的响声。那位波士顿来的大人物起了床，吃过芒果或木瓜早餐，又将那把史密斯·韦森38口径短管左轮手枪装进了肩部枪套，然后就出发去办公室了。

在今天看来，这不太像新闻报道，倒更像是汤姆·克兰西通俗小说的开头，这可不是巧合。正如杂志采访人员模仿小说家一样，想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的小说家也在模仿采访人员。流行文化的这两个元素都承认它们有相似之处。大约在同一时期，阿瑟·黑利的小说成了世界上最成功的叙事作品之一。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建立在对其主题最详尽的研究的基础之上，无论医疗业、银行业、汽车业或黑利想要写的任何主题都是如此。有时，人物和故事的功能似乎就是为了给他的研究注入活力。

《时代周刊》精心策划的新闻报道的传播方式，源于对虚构文学和报道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新闻业绝不能简单直接地去描述事实这一认识。新闻永远是一种近似、一种副本、一种拟像。采访人员的职责。很像是艺术家——或好或坏的艺术家。我们都是把文学和电影艺术的惯例强加于现实之上，也都是把完全不同且常常是混乱的数据转换成一种可接受的有组织序列。

采访人员们可能偶尔会声称自己仅仅是信使，传递着他们收集到的事实，但这种姿态是经不起推敲的。在他们最得心应手的时候，那些新闻叙事可能会显得自然而又必然，好像每个故事都不得不讲，而且不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来讲。但这些事实都是由采访人员来选择和塑造的，因而必定会反映出他们的利益和传统。

《时代周刊》的前采访人员西奥多·怀特

（Theodore White）

写了一本关于约翰·肯尼迪

（John Kennedy）

竞选的书——《1960年总统的诞生》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0）

，由此奠定了当代政治新闻的基础。怀特得以接触到那次竞选的内幕，或一部分内幕，之后他写了一个故事来体现肯尼迪的政治路径和自己对1960年美国生活的理解。该书成了一本畅销书，一本有抱负的政治家们都应一读的教科书，也成了其后成百上千本类似书籍的灵感来源。怀特创立的这种以大篇幅叙事来论述政治竞选的传统，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都已根深蒂固，以至于现在有些作家可能根本无须费心阅读怀特的作品就能把他模仿得惟妙惟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