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传说、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写作：为什么我们总喜欢讲故事？( 十 ) 原文作者丨[加]罗伯特·弗尔福德

采访人员们常常被告诫不要写他们自己，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可以借此提醒公众，不必对采访人员本人产生什么兴趣，只要对他们受委托所写的主题感兴趣就行。这十之八九是个好建议，但也有一些采访人员打破了这一规则，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奥威尔这个案例而言，他自己的人生故事——也可以说是他15年来随身携带的私人叙事的延伸——已经成了他的著作和文章的一部分。

回过头来看，《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也提出了一个直至此刻还困扰着叙事性新闻写作者的问题：一个写作者究竟是应该只使用没有改编过的事实，还是可以为了更大的真相而牺牲精确的信息？能否允许以巧妙的或更诱人的方式来重新编排素材？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这种为了效果而进行重新编排的做法，已经被奥威尔运用到了《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中。例如，奥威尔描写了在火车上瞥见的一个人，一个因贫穷而未老先衰的女人。他说自己在她脸上看到的表情，使那些自以为是的中产阶级——认为穷人们由于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因此多多少少满足于自己的命运——的看法变得毫无意义。奥威尔写道：“我在她脸上看到的并不是如牲畜一般无知的痛苦，她对自己的遭遇了如指掌——她和我一样清楚，在严寒中跪在贫民区后院黏滑的石头上是多么可怕的命运。 ”

但正如伯纳德·克里克

（Bernard Crick）

在一本奥威尔传记中所指出的，他那段时期的日记显示，他根本没有在火车上看到这个女人。他某天外出散步时看到了一个正在劳作的女人，出于某种诗性的力量，他把她转移到了那个火车车窗前的场景中。而在这段话之后，他又插入了一段抒情描写，描述了两只乌鸦交配的情景——这也不是在那列火车附近发生的，而是在另一个城镇的另一个场合发生的。奥威尔重新编排了这些事件，以服务于他的叙事。克里克指出，奥威尔对其见闻的叙述是“一种极为深思熟虑的艺术建构” 。

奥威尔们把他们所揭露的故事转变成了寓言，这是几千年来的普遍做法。 1935年，英格兰的年轻诗人W. H. 奥登试图为他的时代定义这一过程。他写道：“一定而且永远都有两种艺术，逃避的艺术……和寓言的艺术，这门艺术将教人忘却仇恨，学会爱。 ”奥威尔试图把作品打造成第二种艺术。

报刊新闻行业的命运，就是不断地重新发明轮子。在这里，轮子的意思是认识到新闻的力量就在于通过讲故事来理解世界的意义。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于一群同样具有自我意识的作家们来说，以新新闻主义的名义重新唤起同样的冲动和技巧也实属必然。

其实，就连这一措辞也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据我目前所知，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1887年，当时伟大的文化评论家马修·阿诺德写道：“我们有机会观察到一种新新闻主义，这是一个聪明而又精力充沛的人在不久前发明的。 ”阿诺德说的是W. T. 斯蒂德

（W. T. Stead）

，他负责编辑伦敦的《帕尔摩报》

（Pall Mall Gazette）

，并利用其版面来争取儿童福利和社会进步。仅仅四年以后，就有人在这份《帕尔摩报》上使用了阿诺德的“新新闻主义”这个术语，如今它已经成了一个“被滥用和大量误用的名称” ，要用大写的“N”和“J”来拼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