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礼失求诸野”的救赎之义作者｜李庆西摘编

作者｜李庆西

摘编｜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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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水浒十讲》，作者：李庆西，版本：书城大家｜文汇出版社 2020年8月

早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

，我曾迷于几部中国古典小说，在《水浒传》一书上虚掷不少功夫。过去这书被认为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作品，乃至有“农民起义教科书”之称。至八十年代初， “起义说”已大受质疑，有些学者便相应提出另一种解释，将其视为摹写市民阶层生活与理想的叙事之作。这种“市民说”的来由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里谈论《三侠五义》的一句话，所谓“《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传》余韵”云云。从鲁迅这话里是否可以反推《水浒传》也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之作，而“为市井细民写心”是否就等于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市民文学” ，这些都是当时研究者们争论的焦点。我不赞同“起义说” ，同样也不认为“市民说”有何道理，一部成书过程漫长而复杂的作品，是否能够体现某种清晰的阶级

（阶层）

的主体意识，这本身大可怀疑。可是，在学院派的判牍中， “阶级论”和“反映论”的观念已是根深蒂固，而以“市民说”取代“起义说” ，更像是与时俱进的姿态调整，这让人觉出一种“咸与维新”的学术焦虑。当时，我写了一篇题为《〈水浒〉主题思维方法辨略》的论文

（原载《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收入拙集《文学的当代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提出《水浒传》的命意在于揭橥中国人的伦理危机，书中触及的儒家伦理思维的扞格之处正是解读这部作品的关键。我认为，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一种被历史阴影遮蔽的二律背反——“忠君”/“造反” ， “替天行道”/“犯上作乱” ，在“冠屦倒施”的语境中恰是等位关系，或者确切说是一种互为前提的因果转换。

当年写那篇文章时，我自己也有一种焦虑，就是急于从“阶级论”以外去找寻文本解读方案，现在看来那篇东西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谈透。

其实，《水浒传》也是一部极富社会学研究价值的中国作品。五百年来它流行于人稠地广而灾难深重的汉语文化圈，以羼杂着传奇、史诗与悲剧意味的英雄话语教化民众，给一个精神失落的民族带来了自我救赎的慰藉。当古老的文明已经失衡，制度安排只能为威权政体补苴罅漏的时候，留给个体的生存空间只能是充满暴行与无知的荒蛮之地。按霍布斯的说法，既然国家体制限制了个体自由，那就应当让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安居乐业的权利；国家作为一种国民共同体，应当是“理性、和平、富足、体面、友谊、优雅，乃真与善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