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礼失求诸野”的救赎之义(11) 作者｜李庆西摘编

不过，招安并非迫于“大军一到”的军事围剿，这一点鲁迅说的不对，其时梁山泊反倒是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军事上占有很大优势，朝廷根本无奈其何。很明显，招安是被招安者的主动行为，如果说“终于是奴才” ，亦须从这个角度去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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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血溅鸳鸯楼，明刊袁无涯本

十

“奴才”这说法未免太损，抑或可以说是一种犬儒主义。在严苛的专制统治下，反抗叙事难免会采用一种扭曲的形式，屈就也许是为了伸张，苟且之中掩蔽着颠覆性话语。

然而，统治者并非不能勘破这遮遮掩掩的把戏，文网密布之日自有大批鹰犬，像黄文炳那样的“误读”倒也未尝不是正解。虽说坊间《水浒传》刊本多标以“忠义”名目，可是崇祯末年终遭官方查禁，入清以后始终在禁毁书目之中。按，同治八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发布禁书《省例》，谴责《水浒传》等书，有谓：“乡曲武豪，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方以为盗案奸情纷歧迭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然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 ”

官方不能让“奴才”逞意于文学想象，尤其不能让他们沉浸在血色梦幻之中。英国人柏克在观察法国大革命那场风暴时，留下一句名言：“罪恶的手段一旦得到宽容，很快就为人们乐于采用。 ”

（《法国革命论》）

明清两朝对《水浒传》的禁毁同样表现为这种担忧：崇尚反抗与杀戮的文学一旦得到欣赏，很快就会变为现实。

文学绝不等于现实，但文学的豪情快意等于给了世人一个说法，在秩序不能约束强势阶层的时候，反抗与杀戮即成了自我救赎。譬如，读到血溅鸳鸯楼一节，确实让人十分痛快。武松一连杀了蒋门神、张都监和张团练，蘸着血在粉壁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八个大字，真是凛然一股英雄之气。至于他手刃张都监妻妾丫鬟佣仆八九口人，你都不觉得是在滥杀无辜。

但是，反抗与杀戮终究只是手段，反抗与杀戮不能替代公平与正义。《水浒传》的救赎之义在于确立道义的价值，而且包括重建伦理秩序的构想。招安的政治设计或可视作与虎谋皮，小说以悲剧收场亦足以表明此路不通。然而，如何让反抗者回归社会，实现人的体面与尊严，这是一个永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