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面对“反智主义陷阱”( 三 ) 王聪悦“在美国

再次，受教育程度及相应的读写认知水平与是否看重智识呈正相关。 2018年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的调查数据显示，低于高中学历的美国人中仅52%相信科学的积极意义大于其负面影响。

从认知水平来看，美国两极分化明显，一端汇聚了世界顶尖人才，另一端却是数量不小的读写能力低下者。据国际成人能力评估项目2016年的统计，大约五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读写技能堪忧(能力从低到高划分为1级以下到5级) ，其中2650万人处在1级，仅能处理简单的文字，比如对比两套旅游特价票的价格、在收视指南上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电视节目，他们无法就两篇评论的观点进行归纳比较，更谈不上辨识真伪、评判优劣。另外820万人连1级水平都无法达到，基本处于半文盲状态。这部分美国人缺乏用智识改写人生的能力和际遇，也很难识别政治鼓吹或极端思潮的煽动，因此极易充当反智潮流的急先锋。

最后，反智美国人的地域分布存在一定的规律。生活在东北部和西部的美国人反智倾向较弱，对科学界充满信心的人分别占47%和46%;中西部和南部则成为滋养反智主义者的沃土，超过半数人口怀疑科学家的可信性。由是形成了“沿海精英”与“真正美国人”的平行存在，前者代表了东西海岸受过高等教育，用知识装点命运的美国人，后者则代表了锈带、中西部地区那些自认为被全球化车轮碾压，被精英阶层无视，却在文化、种族上完整承袭美国底色的美国人。此外，相较于城市人口，生活在农村的美国人往往在更大程度上接受右翼反智主义的论调。

可见，当前美国的确出现了智能化社会和群智退化并存的怪异现象，海量资讯充斥下，人们越来越不能且不愿用严格的事实考据和逻辑标准分析思考，苏格拉底所谓“美德即知识”已很难获得共识，当然也很少有人注意到，对知识专家的蓄意无视如何负面作用于当前的科学研究和战略决策。

但也要看到，公众的反智情绪其实相当复杂，对科学家行为的期望、对科学专业知识的理解以及对科研机构的信任均不可一概而论，需视特定情况、话题而进行更为深入客观的讨论。

美国病了

反智主义泛起，堪称美国社会危机的外部化和应激反应，是美国社会陷入病态的征兆之一。究其根源，这种政治上的调侃精英，文化上的贬低知识分子，社会论调上的“读书无用”以及自我意识上的玩世不恭、奋矜之容、毫无敬畏，系三种变局之果。

一是信息民主化所裹挟的阴暗面。互联网的高度普及使任何个体在掌握和运用信息方面被赋予了与专业人士不相上下的权利，据此，人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接受信息或接受何种信息，同时没有哪种价值观天然凌驾于另一种之上。故而“多数人的智慧”从合法性与分量上压倒了真知灼见，恣意传播的谣言和假消息危险地模糊了观点与事实的边界，同时也消解了有理有据的抗辩与大放厥词之间的界限。抨击专家群体比抨击专家们的思考“门槛”低得多，于是人们调侃“泰坦尼克就是那些所谓的专家建造的” ，言下之意嘲讽“‘砖家’向来不靠谱” 。

二是社会议题政治化。无论转基因食品、气候变化还是新冠肺炎疫情，这些事关民生、无关政治分歧的社会议题如今都成了两党各自圈地、相互争锋的“虚拟战场” 。这使得民众不自觉地充当着党争的棋子，越来越无法从两派不以事实为依据、仅以党同伐异为目标的说辞中把握真相。由此，同一位专家或同一项科学论断，被一部分政治精英大加挞伐，却被另一部分政治精英极力追捧，民众各自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