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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公司治理改革进入深水区 注册制下须实现三大转变( 三 )


中国资本市场上 ， 投资者能否获取“治理溢价”呢？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证明 ， 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不仅愿意为公司治理好的上市公司支付更高的交易价格 ， 而且的确已经支付了治理溢价 。 良好的公司治理在公司价值和股票价格上得到了表现 。 以我们团队成果中国公司治理指数（CCGINK）为基础研发的央视治理领先指数看 ， 自2013年6月上市以来 ， 截至2020年9月25日 ， 累计收益率达137.49% ， 而同期的沪深300指数累计收益率仅为78.48% 。 可见 ， 上市公司良好的治理水平确实能够带来可观的投资收益 。
中概股为何在海外频遭沽空？
证券时报采访人员：近年来 ， 中国概念股在海外频遭沽空 。 中国企业想要在海外上市 ， 还应在公司治理上注意哪些方面？
李维安：规则、合规、问责 ， 是公司治理的三要素 。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 ， 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合规风险 。 产生合规风险的原因 ， 就是存在着地区间的治理落差 。 所以 ， 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制度边界拓展形成的制度落差 。 不同国家政治制度不同 ， 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 社会文化制度多样化 ， 法律制度存在差异 ， 公司监管环境也各不相同 ， 由此形成的制度落差使得公司跨国经营和上市面临治理落差的挑战 。 这也是中国概念股在海外频遭沽空的核心原因 。
由于治理落差的存在 ， 我国企业“走出去”将面临多套规则 ， 一套是国际规则 ， 另一套是国内规则 。 在国内 ， 完全按照国际规则行不通；到了国外 ， 按照国内规则又被处罚 。 因此 ， 当务之急首先是在制度层面 ， 厘清区域间规则制定的模糊区 ， 相关部门应为这些跨国企业建立必要的“治理指南” ， 进而规避国际间治理制度落差带来的潜在治理风险 。 同时 ， 在企业内部 ， 设置合理、有效的跨国治理制度 ， 充分考虑与治理相关的政府行为、金融体系、法律监管环境、社会文化制度以及当地公司治理模式等的适应性 。 在实现跨国治理内部机制与外部机制协调基础上 ， 提升企业跨国治理水平 ， 构建跨国运营风险的制度防火墙 。
证券时报采访人员：今年是全球经济形势非常复杂的一年 ， 经济增速下行、疫情、外交摩擦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您在公司治理有没有一些新的课题？
李维安：2020年以来 ，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 ， 产生了一系列新兴研究课题 。 在公司治理领域产生的第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 就是应急治理 。 应急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 根据突发事件形成和演化的过程 ， 有学者将突发事件分成三个阶段：风险、突发事件（灾害）、危机三个阶段 ， 相应地分别对应当前公共安全治理研究的三个方面 ， 即风险治理、应急管理、危机治理 。 以公共卫生事件为代表的突发性公共危机频发 ， 对传统应急管理理论提出挑战 。 如何完善应急治理的顶层设计 ， 明确政府的角色、政府与社会治理的边界 ， 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应急治理体系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
应对疫情的惨痛代价再次告诉我们 ， 只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治理观 ， 防治结合 ， 标本兼治 ， 适时升级治理模式 ， 才能从根本上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免疫力 。
推动公司治理
进入规则引领新阶段
证券时报采访人员：近年来 ， 围绕着“宝万之争”等经典案例以及注册制的推进 ， 我国公司治理的研究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 对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 您有什么建议？
李维安：在近年中国公司治理发展历程中 ， “阿里巴巴海外上市”引发对境内外治理规则差异与创新的探讨 ， “宝万之争”引发对反收购机制的思考 ， 注册制改革推动上市公司对外部治理能力、市值管理等的关注 。 凡此热点事件 ， 无一不是推动制度创新、催生公司治理变革的典型事件 ， 却也暴露出我国治理规则在指引治理实践上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 例如 ， 自1993年底通过以来 ， 《公司法》已先后修正修订5次 ， 以适应企业组织结构和经营实践快速发展的变化 。 然而 ， 自2002年发布以来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只修订了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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