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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阶段性贫困与县城城镇化

作者： 章铮
[ 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的前提下 ， 不解决乡村人均月收入1000元群体的城镇化问题 ， 中国的城镇化率就难以进一步提高 。]
2019年 ， 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0% ， 乡村常住人口还有55162万 。
如果进一步推进城镇化 ， 向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0%的目标前进 ， 很快就会遇到一个难题：如何让每月人均收入不过1000元的乡村人口全家进城落户 ， 并在城镇过上说得过去的生活？
乡村贫困人口城镇化的两难之局
相对于城镇化所需的收支水平 ， 人均月收入1000元的群体 ， 可以被视为贫困群体 。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 2015年 ， 外出农民工人均月生活消费支出为1012元 ， 比上年上涨7.2%；其中 ， 直辖市与省会、地级市、县级及以下小城镇的上述支出分别为1106元、1043元与892元 ， 分别比上年上涨8.4%、7.7%与4.5% 。 上述支出上涨率远高于同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5%的上涨率 。
“人均月收入1000元”是2019年的数值 。 2015~2019年期间 ， 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9.0%；同期 ， 外出农民工的月人均收入从3359元增加到4427元 ， 上涨了31.8%；笔者将这两个上涨率分别作为外出农民工生活消费支出上涨的下限与上限 。 按下限计算 ， 2019年 ， 外出农民工人均月生活消费支出为1103元；按照上限计算 ， 则为1334元；平均在1200元左右 。 换句话说 ， 就算不考虑租房对其他日常消费的负面影响（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 ， 居住占比不到25%；农民工的人均消费支出中 ， 居住占比超过45%） ， 乡村贫困家庭进城后 ， 至多能勉强负担日常消费 ， 买房就别想了 。
既然月人均收入1000元的乡村家庭进不起城 ， 那能不能让他们先别进城、留在家乡呢？也不行 。
目前看到的按城乡分别计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五等份分组最新数据是2018年的 。 根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的说明 ， 中国月人均可支配收入1000元的6亿人口 ， 来自全国收入五等份分组中的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 。 2018年 ， 全国收入五等份分组中 ， 中间偏下收入组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361元；乡村居民相应收入分组中 ， 中间收入组与中间偏上收入组的相应收入分别为12530元与18052元 。 这意味着乡村居民收入五等份分组中 ， 贫困群体包括低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与中间收入组的全部 ， 以及中间偏上收入组的一部分 。 2019年 ， 中国乡村常住人口数量为55162万 。 笔者据此估计 ， 乡村贫困群体人口数量不少于3.5亿 。 北师大学者根据抽样调查数据 ， 认为2019年中国月人均可支配收入1090元以下的6亿人口中 ， 75.6%即4.54亿来自乡村 。
乡村5.5亿人口中 ， 人均月收入1000元的贫困群体就占了3.5亿~4.5亿 。 剩下的1亿~2亿人口中 ， 还包括多种因素下不愿进城的家庭 ， 如务农但收入相对高的家庭（如种菜种水果、养龙虾养螃蟹） ， 必须工作在乡村的家庭（如农家乐经营者） ， 已经在某地乡村扎根的产业集群的长期从业者（如淘宝村） ， 等等 。 可见 ， 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的前提下 ， 不解决乡村人均月收入1000元群体的城镇化问题 ， 中国的城镇化率就难以进一步提高 。
要解开上述两难之局 ， 就得对人均月收入1000元的乡村人口做进一步的细分 ， 把阶段性贫困家庭与其他贫困家庭区分开来 。
阶段性贫困家庭的特点
一个家庭中的劳动力 ， 既要挣钱养家 ， 又要照看家庭中的老幼病残 。
千里迢迢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无法兼顾家务 ， 因而农民工家庭不得不留下一部分劳动力 ， 担负起照看老幼病残的责任 。
不同阶段的家庭 ， 照看需求不一样 。 比如说 ， 只包括父母与子女的小家庭会相继经历已婚暂无子女、有未成年子女、有未婚成年子女三个阶段 。 如果不考虑照看其他老病残（如祖辈） ， 那么 ， 照看成为刚性需求以致农民工不得不返乡的 ， 是已婚有未成年子女的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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