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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阶段性贫困与县城城镇化( 三 )


相比之下 ， 大城市圈以外的内地县城 ， 往往经济不发达 ， 因而就业机会少、收入水平低 。 但第一 ， 在县城落户 ， 农民工除了在县城 ， 还可以选择在县城周边通勤距离内（如骑摩托车半小时可到达）的乡镇工作 。 2019年 ， 全国农民工中 ， 工作在家乡所在乡镇的本地农民工占40% 。 第二 ， 内地非农就业岗位中 ， 相当一部分可以兼顾农民工照看家人的需要 ， 媒体对此多有报道 。 第三 ， 2019年同年 ， 全国外出农民工中 ， 年龄在40岁及以下的占2/3（67.8%） ， 本地农民工中 ， 年龄在40岁以上的占2/3（66.1%） ， 这意味着本地乡镇为中年农民工提供了更大比例的就业机会 。 县城确实解决不了全体农民工的就业 ， 但它却能解决几千万在沿海地区与一二线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的乡村劳动力——包括照看未成年子女的乡村劳动力——的就业 。 与沿海相比 ， 内地农民工工资要低得多 ， 但每月增加的一两千元收入 ， 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减少进县城购房给农民工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 。
对阶段性贫困家庭来说 ， 落户县城更有可行性 。
县城增加公共服务 ， 钱从哪里来？
阶段性贫困家庭的经济条件比其他贫困家庭强一些 ， 但他们一辈子的收入毕竟有限 。 与进城相比 ， 留乡的生活成本要低得多 。 他们是否进县城落户 ， 取决于：第一 ， 县城能否为其家庭提供优于乡村的公共服务 ， 特别是能否为其子女提供优于乡村的教育 ， 从而为农民工子女向上流动创造条件；第二 ， 县城能否提供分担农民工照看家人压力的设施（如平价托儿所、幼儿园） ， 使农民工在照看家人的同时也能工作挣钱 ， 从而减轻城乡生活支出差距给进城落户造成的压力 。
增建学校、医院、托儿所幼儿园等 ， 都需要大量投入 。 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在笔者看来 ， 阶段性贫困家庭自己与当地政府都掏不出多少钱；县城新增公共服务的投入 ， 主要得靠转移支付 。 理由如下：
乡村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转移 ， 会带来GDP、税收与个人收入的增加 ， 但这种增加的地域分布是不平衡的 。 论经济效率、论农民工创造的GDP、税收与个人收入 ， 沿海地区与一二线大城市确实远强于内地 。 但社会各界公认 ， 沿海地区与一二线大城市所接纳的 ， 主要是特定年龄段的农民工 ， 即那些相对年轻 ， 也不需照看家人 ， 劳动生产率较高、能够为所工作的企业与城市创造财富的农民工；而那些年龄较大的或需要花大量时间照看家人的农民工 ， 多数只能回到内地家乡 。
从沿海地区与一二线大城市的角度看 ， 这种对农民工的选择是正常的优胜劣汰 。 但是第一 ， 作为培养下一代劳动者必不可少的“生产过程” ， 劳动者达到劳动年龄前所经历的至少十多年的未成年、被抚养阶段 ， 是不可能省略掉的；因而沿海地区与一二线大城市农民工的高效率 ， 是以乡村因照看家人而低效率（甚至0效率）的“劣汰”劳动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 第二 ， 被“劣汰”了的农民工仍然在中国工作与生活 。 30年前 ， 乡村劳动力的就业 ， 当地政府可管可不管；但现在 ， 作为户籍所在地 ， 当地政府非管不可 。 内地政府招商引资而来的企业 ， 相当一部分就是为了解决这些本地“劣汰”劳动力的就业 。 内地工资水平远低于沿海（有的农民工一天只能挣五六十块钱） ， 但照看家人或年龄因素使得这类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也低于沿海 。 低工资的优势被低效率抵消 ， 因而就业导向型企业的引进不会给内地政府增加多少税费收入 。
除了照看未成年子女的因素外 ， 阶段性贫困家庭收入低 ， 还与“民工潮”的后遗症有关 。 农民工家庭生活在乡村 ， 家庭用房建在乡村 。 由于城乡生活差别巨大 ， 农民工的生活支出底线（从而收入底线）要比城镇户籍员工低得多 。 用农民工取代城镇户籍员工 ， 城镇用工方才可能在劳动者能忍受的前提下 ， 把用工成本降下来 。 农民工“家属留乡村”与城镇用工（农民工）的低成本是密切相关的 。 如果既希望更多农民工全家生活在家庭支出远高于乡村的城镇 ， 而又不希望农民工工资上涨影响城镇用工方“降成本” ， 乡村阶段性贫困家庭进城所增加的公共服务支出 ， 也就只能通过转移支付来解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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