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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远文物考古社|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六十周年专栏(八):多维视野中的巴蜀考古 ——写给《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的话( 二 )


而在巴蜀地区 ， 包括最早发掘的三星堆遗址在内的大批考古材料并无文字 。 记述巴蜀历史的当地文献如《山海经》中的部分作品 ， 直到东周时才出现 ， 其他如《华阳国志》、《蜀王本纪》等则晚至汉代及以后 。 后世的传说并不构成解释巴蜀地区早期考古材料的直接“背景” 。 由于缺乏文献“背景” ， 巴蜀地区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往往需要依靠更多的线索甚至偶然的契机 ， 对材料的认识也更依赖于各种假说和理论模式 。 巴蜀考古受到的关注当然也远不比中原 ， 虽然30、40年代即有国家级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在此从事考古活动 ， 1949年后又有诸多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 ， 但在很多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论著中 ， 巴蜀考古仍只是作为周边或边远地区的考古发现来介绍 。
但是 ， 缺乏“背景”的考古发现恰好有其重要价值和意义 。 如果说安阳殷墟一类的考古发现是在“文献”“背景”的引导下 ， 通过揭示超出“文献”之外的人类过去生活的“图景”来“增补”着我们对历史的认识的话 ， 那么 ， 如同三星堆遗址这样没有“背景”的考古发现就是在“创造”一段“历史” ， 一段由“实物”“构建—书写”而成的“历史” 。
巴蜀地区相对于“中原”被视为“周边”地区 ， 巴蜀考古因而也属于“周边考古” 。 “中原”与“周边”的划分 ， 缘于传统的历史观 ， 而后者的形成在根本上仍缘于文字的产生 。 中原自出现文字后便进入了“历史”时期 ， 而同一时期的巴蜀还处于“史前”或“原始”阶段 。 “历史”时期的中原有着记史的传统 ， 这不仅为后人研读中原地区的历史提供了以文字形式留存下来的“背景”和参照系 ， 而且它提供的是一幅围绕着王朝政权这一“中心点”而展开的历史画卷 。 只有从中原王朝的视角出发 ， 才会产生“中原”和“周边”这样的政治地理概念 ， 两者的划分也成了业已掌握文字和书写奥秘的“中原”地区对那些尚无文字的其他地区的一种优势和权力 。 但是 ， 如果历史不仅仅是“文字”书写的“历史” ， “实物”本身也在“构建—书写”着“历史” ， 那么 ， “中原”地区的那种优势和权力正随着考古发现而逐渐被动摇和“解构” 。 “中原”和“周边”这些称谓所蕴含的政治文化含义应该被剔除 ， “中原”及其之外的地区——包括巴蜀——都应作为不同的地理“区域”而共存 。 曾经在这些“区域”内产生、存在过的文明则共同塑造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 。
巴蜀地区的考古发现具有上述重要性 ， 但如何利用这些缺乏文献“背景”的考古材料“构建—书写”“历史”、如何以科学的方法揭示巴蜀地区的古文明并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 这本身又是需要探索的 。 对“构建”历史的途径的探索 ， 进一步从方法论上赋予了巴蜀考古更为深刻的意义 。
古代的巴蜀地区是一个封闭的地理单元 ， 文化发展相对独立 ， 出土的考古材料自然更显独特 。 诸如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很多发现不仅没有文献“背景” ， 甚至缺乏可供比较的其他考古材料 。 要理解这些超出我们现有知识体系的考古发现 ， 就需要多维的视野和多元的理论 。 巴蜀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多样 ， 向北、向东、向南有通道可与其他文化相交往 ， 古代民族沿通道迁徙并到巴蜀地区定居 ， 这也使得各民族于各时期留下的遗存异常丰富、文化面貌更加复杂 。 直至今天 ， 四川地区依然生活着很多保留了自身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 。 因此 ， 巴蜀地区的考古研究 ， 更需要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参与 。
从20世纪30、40年代开始 ， 已有学者尝试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巴蜀地区的历史与文化 ， 如以图腾说解释巴和蜀的族名 ， 从古籍记载探讨巴、蜀的立国时代、疆域、经济和文化模式等（林向：《巴蜀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 见《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 ， 巴蜀书社 ， 1991年） 。 但将巴蜀地区的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人类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等相结合进行研究 ， 则始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徐中舒、冯汉骥、蒙文通、缪钺等老一辈学术大师 。 他们积极倡导多学科结合的考古研究 ， 并在诸多研究领域内取得了重要成就 。 他们奠定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巴蜀古史的基础 ， 开创了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结合的学术传统 。 这一学术传统 ， 体现了考古学研究的多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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