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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首场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开创圆明园遗址保护先河( 五 )


诚如此言 ， “七七事变”爆发之前 ， 国内军阀混战、派系权争 ， 一直处于激变动荡的态势 ， 整个国家本已“振古未有之剧变 ， 呈极度之杌陧不安”之状况 。在此变局之下 ， 以向达为代表的中国学者 ， 以营造学社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群体与机构 ， 矢志搜求、整理与研究圆明园遗物与文献 ， “在学术方面 ， 实不断的有长足之进步” 。及至1933年国内第一本“圆明园专号”学术杂志印行 ， 国内学术界已然将研究视野拓延至海外史料 ， 已渐呈“别开生面”之新局面了 。
同为译介与研究海外史料先行者的向达 ， 与营造学社骨干梁思成 ， 对于“圆明园专号”上所列举的译文 ， 应当不会陌生 。须知 ， 早年向、梁二人皆参与了英国学者韦尔斯所著《世界史纲》（商务印书馆1927年6月初版）一书的译述 ， 对西方学者史学著述及海外相关文献早有接触 。十年之后 ， 向氏译成《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 ， 为敦煌学海外史料译介开拓者之一；梁氏则曾校订日本学者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中译本 ， 亦为中国建筑史学界借鉴国际学术观念开辟了前路 。
圆明园|首场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开创圆明园遗址保护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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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塑像 新华社
综上回顾 ， 归结起来 ， 在一篇纪念文、一场展览之后 ， 向、梁二人之所以在圆明园海外史料译介方面没有特别突出的贡献 ，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二人各自在中西交通史与中外建筑史方面致力颇勤 ， 因而忽略或再无精力从事搜求与研究圆明园遗物与文献 。二是因时局所迫 ， 客观条件所限 ， 二人1937年之后的学术生涯 ， 与圆明园研究所关涉的资源与机缘 ， 已渐行渐远 ， 无从拓延与深入了 。三是因二人各自的学术兴趣 ，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人在圆明园研究方面的侧重点 ， 只在于相关历史文献文物与建筑遗物遗迹的领域 ， 从而放弃了对曾被英法联军劫掠的那一部分圆明园流散文物的探索 。而流散文物的研究与相关信息 ， 恰恰又是最吸引中国普通民众的部分 。“圆明园罹劫”之后 ， 无论道听途说 ， 还是捕风捉影 ， “藏宝”、“夺宝”与“鉴宝”的相关信息 ， 总是以“传闻”或“掌故”的形式 ， 绵绵不绝地流传于中国民间 。
无论如何 ， 向、梁二人在后来的圆明园研究中隐而不彰 ， 各自执守于各自的专业领域 ， 这一学术史上的既成事实 ， 已勿需赘言 。当然 ， 二人曾经贡献与参与的那一篇纪念文、那一场展览 ， 所起到的“启蒙”与“普及”作用 ， 自然也是有目共睹 ， 更无可置疑的了 。
接下来 ， 仅从公共文化领域而言 ， 中国民众最需要披露与研讨的 ， 理应是原本陈列收藏于圆明园中 ， 后来被英法联军劫掠而去、流散海外的那一批文物了 。这一领域内的学术研究 ， 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转化而来的公共信息 ， 似乎是顺理成章、继之而来之势了 。
然而 ， 就在中国民众渐渐从圆明园各式模型、图样中 ， 体味到眼前这一片残柱碎瓦之遗址曾有的富丽宏伟之时 ， 这所“万园之园”的绝世园林中曾经陈列的奇珍异宝 ， 下落如何、今归何处的话题 ， 在当时还仍然不是公共文化领域可以公开谈论的话题 。这样的话题 ， 还仍然不是普通民众可以公开发表意见 ， 甚至是连一般知识分子都难以置喙的 。
仅就笔者所见 ， “七七事变”前后的国内各大报刊 ， 公开披露与研讨圆明园海外流散文物的报道、论文、记述等 ， 均不多见 。这样的情形 ， 固然有海外相关文献资料难以搜求 ， 或译介研究本身存在一定难度的客观因素 ， 恐怕更有来自当时政府方面的主观因素使然 。
【圆明园|首场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开创圆明园遗址保护先河】须知 ， 当年内忧外患、积弊严重的国民党政府 ， 本来就亟需或者说亟愿谋求与英、法、美等国的国际亲睦关系 ， 以便获取同情与支持 ， 而这些西方国家正是圆明园流散文物的主要集散地 ， 当局自然不愿看到国内民众再对这一“前朝”旧事行连篇累牍之追究与讨论了 。于是乎 ， 客观存在的外部因素与主观存在的内部因素 ， 二者合而为一的限制之下 ， 也就使得圆明园流散文物的数量、品类及去向等一系列问题 ， 始终无法公开全面的予以披露与研讨 ， 始终迷雾重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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