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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网|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20年年会在太原召开( 三 )


“应规范对民营企业家刑事立案的制度设置”,广州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张泽涛说,考察目前法律法规规定,可以看出,针对民营企业的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公安机关享有较大的立案裁量权与立案管辖权,且缺乏有效的审查与监督机制 。 涉民营企业家案件往往是民刑交叉,大多还是涉众型,案情重大、复杂、疑难,公安机关认识上的模糊性与片面性、机械适用“先刑后民”原则等,导致容易将民营企业的经济纠纷予以刑事立案 。 对此,应当适当调整“先刑后民”原则、完善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与立案监督同步机制、规范公安机关的立案裁量权与立案管辖权等系列举措,从源头上防止错误立案 。
有代表提出,对于涉案企业应当优先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优先适用不起诉或暂缓起诉,优先适用缓刑、财产刑等轻缓刑罚,禁止超范围、超时限查封扣押涉案企业财产 。
另有代表提出,除了刑事司法应当为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刑事法治土壤,还应倡导加强企业法务与合规机制建设以防范刑事风险 。 企业合规是与会专家讨论的热门话题 。 不少学者在分组讨论时对该制度进行了探讨 。 “企业合规是企业出罪的制度,它是治理经济违法行为回归到多元化的一种手段 。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如此认为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李玉华提出了“我国刑事合规的刑事诉讼激励”这一论题 。 她认为,企业合规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向世界,企业合规有利于承担社会责任 。 在国际压力和国内需求的双重作用之下,我国合规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 首先,我国的强制性措施在激励企业合规方面具有天然的本土优势 。 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决定对涉案企业和企业人员采取强制性措施时,应当审查企业合规的情况 。 ”如果企业采取了有效的合规措施,公安司法机关可以对企业和涉案人员采取较轻的强制措施 。 其次,从域外经验来看,程序分流对企业合规也具有激励作用 。 我国具备建立该机制的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认罪认罚从宽也为暂缓起诉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上的依据,我国检察机关有利用合规与企业达成不起诉或暂缓起诉的法律依据和实践基础 。
实践中,有些地方开展对企业家附条件不起诉探索,也即在企业家犯罪后附加一定的条件,履行了一定的条件,遵守一定的规定,检察机关将不再起诉 。 陈卫东认为,这种附条件不起诉在程序上为企业提供了另外一种有罪免罚的出路,有助于保障企业合法权益 。 但是,我国刑诉法2012年修订时仅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将其范围扩展到企业家犯罪案件是否合适?需要考虑是否有值得特殊保护的法益 。
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学术部主任、研究员董坤表示,附条件不起诉适用是否应该扩展到企业家犯罪,是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因为未成年人因其年龄尚小仍具有可塑性而适用不起诉制度,但是企业家一般是成年人已经不具备可塑性,更勿说适用于企业时,需要如何设置考察条件和考察时间才是满足不起诉制度的要求 。
一些与会代表提出,实践中,平等保护民营企业,要慎防以下几个问题出现:一是地方利益导致各地执法机关争揽案件;二是指定管辖制度被滥用,同时异地管辖导致财产流动,可能造成经济欠发达地区因财产流出而遭受经济发展上更为被动的局面;三是刑事诉讼追缴涉案财产造成相对方产权保护不当 。 还有代表建议,结合经济犯罪案件特殊性,应探索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的替代性方法,采取必要的保值保管措施,以减少侦查办案对合法生产经营的影响,比如可以探索信托基金的方法,以保持财产增值 。
信息时代的刑事证据制度
信息时代对刑事诉讼法律规范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挑战,与会代表对此进行了回应 。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胡铭表示,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了数字法学、智慧司法等新理念新事物,引起了智能机器伦理、网络隐私防范、生物安全防控等新问题新挑战,必须积极应对这些新问题新挑战 。 例如,区块链司法存证问题 。 区块链是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新型应用模式,这种新技术在司法领域的新型应用,尚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也没有成熟的具体规则,亟须我们在厘清基础理论问题的基础上革新具体的程序和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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