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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地APP|不得不与为何要？( 三 )


资本主义发明了职业操守 ， 也即职业伦理 ， 职业伦理所秉承的专业主义在锚定了一块行之有效的计算学洼地后 ， 也为自身划下了一条清晰的边界 ， 这条边界将除此之外的其他价值以一种美学的态度排除在外 ， 成为了避免产生无谓的思考和行动的合理借口 。 以前人们说“医生的天职是救人” ， 悬壶济世 。 现在人们会问“医生凭什么要救人”？职业伦理将职业人与施力对象的关系变成了交易关系 ， 超过等价交换之外的部分 ， 将作为职业价值返还 。 一个喜剧演员在台上表演 ， 场下零个观众 ， 他仍然卖力表演 。 在过去 ， 这是一出喜剧 ， 《喜剧之王》 ， 嘲讽不切实际的努力 ， 现在 ， 这是一场正剧 ， 努力本身可以自圆其说 。 在过去 ， 如若有一种职业精神 ， 它们将是从形而上学中、从伦理学中、从所谓“天道”中脱离而出 ， 对该种职业在形而上的价值上提出要求、构建意义 。 现在 ， 伦理价值从职业专业中提取 ， 以准确朝向现代社会的价值衡量标准而被发明 。 大量对个体来说无甚意义或与其所付出的生命并不相当的工作被发明了 ， 为了掩盖这些工作的主要价值不过是生产的本质 ， 职业伦理被发明出来 ，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 这变成了足可称慰的职业本身所自我增益的精神价值 。 在多数情况下 ， 职业伦理或许不会与自然伦理产生直接冲突 ， 但职业伦理往往会不断内卷 ， 吞并个体自身原本拥有或原应习得的其他精神价值 ， 乃至这种职业伦理本身 。 专业主义的另一层意思是 ， 当职业分工越来越精细 ， 边界被清晰划分 ， 人们就可以说 ， “不好意思 ， 这超出了我的职业范围” 。 那么什么是职业范围呢？将此问题放在派出所 ， 你将发现权责关系的精准认定是荒唐的 ， 专业主义在这里破产了 。 派出所接到的警情大体分为几类：家庭纠纷、经济纠纷、精神病人闹事、黄赌毒、其他 。 就具体情况而言 ， 什么破事儿都有 。 收银员收到假钞的、捉奸的、举报邻居太吵的、在路上捡到遗弃猫狗的、老年人买保健品被骗的、家里爬进一条蛇的……简单来讲 ， 但凡一位普通居民 ， 遇到了他无法解决的难题 ， 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报警 。 因此 ， 除去足以立案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不得不） ， 派出所的民警需要处理的事情实在繁杂无比 ， 如果依照职业范畴严格履行职责 ， 他大可不必做许多事 ， 那么 ， 他为何要呢？这个问题我不是通过旁观并已经有了一个答案 ， 而是在实践过程中自发产生的疑惑和焦虑 。 专业主义在这里破产的一个原因是警察作为一种传统职业 ， 仍然笼罩在传统价值和民意认定的概念之下 ， 它作为公权力的符号和功能之一 ， 对大众来说应有设法帮助一个集体的每个公民的义务 ， 所谓“有困难 ， 找警察” 。 但是 ， 具体如何定义帮助、困难 ， 这对大众来说是模糊的（一般人甚至连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也搞不清楚） 。 这就导致职业权责关系在这里无法清晰被划分 ， 除非你将所有的具体情境罗列下来 ， 但对于民众来说 ， 他们仍然没有义务或能力去搞清这些（尤其是考虑到试图向警方寻求帮助的人大多处在某种紧急情况下） 。 另一方面 ， 是不是大众就不该用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向警方寻求帮助呢？并非如此 。 因对大众来说 ， 这虽未必能在结果上帮助到他 ， 却是他唯一的一个向更广大群体、向公权力、向超出他能力范畴内的他者寻求帮助的窗口 ， 他只能向这个窗口发声 ， 让更多人听见 。 其次 ， 和医生这个职业一样 ， 警察打交道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 ， 是面对面的、即刻发生的 ， 并且 ， 对方提出的往往是关乎他自身最根本实际利害的请求 ， 如生命、生存等 。
在一个互联网公司 ， 后端的程序员可以拒绝前端工作请求 ， 因为这不属于他的工作范畴；一个项目组的产品经理也可以拒绝老板的加班要求 ， 因为一个项目早上线一天晚上线一天也并没有那么重要 。 但是 ， 当你面对的是正在经历惨痛的人 ， 你就很难漠视他们 。 我去派出所的第一天 ， 辖区内发生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 ， 一年轻女孩烧炭自杀 ， 她母亲来所里 ， 希望民警可以把她女儿的手机解锁 ， 以便让她弄清楚女儿为何自杀 。 这个请求无论从技术上还是权利上都超过了民警的工作范畴 。 但是 ， 面对一位母亲的苦苦哀求 ， 你似乎很难冷漠地用一句话将对方打发 。 如果说这样的例子尚存在某条清晰的界线 ， 接下来的另一个例子则展示了某种虽不重大但更难回避的日常伦理处境 。 大年三十那天我在派出所值班 ， 来了二十多个农民工和一个工头 ， 还有一位从异地跑来带着五六岁孩子的单身母亲 ， 民工和工头是因工资欠款问题产生矛盾 ， 在所里吵了一整天 。 母亲则是称自己做保姆的雇主少给了她几百块工资 ， 一直在哭诉 ， 她孩子在一旁安静地看书 。 这两件事民警也无法解决 ， 只能进行调解 。 末了 ， 几个农民工向我讨水喝 ， 大厅里其实有饮水机 ， 但他们没有杯子 ， 故讨要的是纸杯 。 但所里并不提供纸杯 。 我表达了这个情况后 ， 内心已经有些不安 ， 因为听他们吵架的内容 ， 约略也知道这些农民工是没钱回家过年 ， 年三十还耽搁在这 。 紧接着 ， 单身母亲的小孩也跑来要纸杯 。 这时 ， 我便出门到对面小卖部买了点纸杯回来 ， 发给他们 。 另外还买了点水果和烟 ， 当想让他们吃点水果的时候 ， 被同事制止了 ， 因为这个行为越界了 。后来我逐渐才意识到 ， 对于警察这个职业来说 ， 他所要面对的不仅是受害者、求助者 ， 也有犯罪者、闹事者 ， 这些身份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不能简单用一种对立关系来明确区分 ， 作为工作中需要区别对待的参考 ， 有时对立双方都是地痞无赖 ， 你会发现犯罪者固然可恶 ， 受害者也不值得同情 。 并且 ， 当你的每个行动或言语都会影响到案件的走向时 ， 就不能用自己的价值判断随意施加善意或恶意在任何一方身上 。 这当然是一种“专业”的处理方法 。 但人非草木 。 如何准确的把握界线在哪里？这并非一朝一夕可以适应 。 哪怕是工作了许多年的警察 ， 也未必就能变成一具完全麻木了的机器 ， 相反 ， 我常在工作多年的警察身上发现他们对人性复杂抱有既不冷漠也不热情的适中态度——令我惊讶的是 ， 在高压环境下许多人仍保留着某种足可称之为是潜意识的自我道德要求在驱动着他们的耐心和情感 ， 就像我每次去医院候了半天诊 ， 在乌压压的候诊病人和乱糟糟的环境中走进诊室时 ， 钦佩于面前那位医生的稳定情绪时一样 。 这也就是为何要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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