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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两晋南北朝,君王皇帝|为何说魏晋清谈之风误国误政？又为何能蔚然成风，绵延300年？(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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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由于机构重叠 ， 必然造成职责不明 ， 从而无法检查政务情况 ， 追究过失责任 ， 这也为清谈之官解除了后顾之忧 。晋初刘颂在给垒帝的上疏中说：“秦汉以来 ， 九列执事 ， 承相都总 。今尚书制断 ， 诸卿奉成 ， 于古制为重 ， 事所不须 ， 然今未能省并 。可出众事付外寺 ， 使得专之 ， 尚书为其都统 ， 若承相之为……岁终 ， 台阁课功校簿而已 。于今亲尝者动受成于上 ， 上之所失 ， 不得复以罪下 ， 岁终事功不建 ， 不知所责也 。”
他认为尚书和九卿之间 ， 如果不能省并九卿 ， 就应该明确其职责 ， 否则九卿必然渎其职而又无法加其罪 。由于尚书专断 ， 而九卿和尚书机构又重叠 ， 以致九卿的职责很含糊 。类似这种情况 ， 上上下下是很多的 。这样 ， 没事干和不干事 ， 就有时间清谈 ， 无一定职责 ， 不怕追究责任 ， 就可以放心清谈 。
其二、选拔官吏重门第 ， 重资格 ， 不重德才 ， 是清谈之风在官场盛行的又一重要原因 。
先看重门第 。自魏文帝以来 ， 到两晋南北朝 ， 一直实行九品官人法 ， 规定州设大中正 ， 郡设小中正 ， 由中正官把各地方的人物按门地大小分为九等 ， 然后由吏部尚书统一选用 。
这种选官制度承认士族有做官的特权 ， 因此所选的官大都是士家大族出身的人 。比如 ， 南梁有个杨公则 ， 他出任湘州 ， 所用之人“皆州郡著姓” 。令人颇为惊愕的是 ， 梁武帝却非常欣赏此种方式：“班下诸州以为法” ， 要求各地都要照着去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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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 由于以门第取人 ， 而不以德才取人 ， 因此所选之官 ， 多是用非其人 ， 或是才非所用 。正如晋人刘毅所指出的那样：“凡官不同事 ， 人不同能 ， 得其能则成 ， 失其能则败 。今品不就才能之所宜 ， 而以九等为例 。以品取人 ， 或非才能之所畏 ， 以状取人 ， 则为本品之所限 。”
这就是说 ， 尚门地而轻人才 ， 抑功实而隆虚名 ， 是九品官人法的最大弊害 。根据这一选法 ， 只要是世家出身 ， 不论如何无德无能 ， 也照样有大官做 。而非世族人家 ， 即便如何才华横溢 ， 也无法获得重用 。其结果就是“上品无寒门 ， 下品无世族” ， “举资不出世族 ， 用法不及权贵” 。
而那些膏腴子弟 ， 骄奢淫逸 ， 不学无术 ， 唯凭靖谈以成虚名 ， 《颜氏家训·勉学》就形象地刻画了他们是一些怎样的人物：“梁朝全盛之时 ， 贵游子弟 ， 多无学术 ， 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 ， 体中何如则秘书 。’”
因此 ， 士族做官的越多 ， 清谈家就必然越多 ， 官场中的清谈之风也就必然愈烈 ， 而那些出身低微 ， 富有才华的干练之士也就越没有地位 。正如左思在《咏史诗》中所说的那样：“世胃涉高位 ， 英俊沉下流”
“英俊”上不去 ， 无法改变官吏的成份 ， 清谈之风当然也就煞不住 。
再看重资格 。对于世家和非世家、大世家和小世家按门第；对于世家而外和同为世家而又大小相仿佛者则按资格 。
以北魏为例 ， 《魏书·崔亮传》说：“亮迁吏部尚书……乃奏为格制 ， 不问士之贤愚 ， 专以停辟日月为断 。虽复官须此人 ， 停日后者 ， 终日不得 。庸材下品 ， 年月久者 ， 灼然先用 。”
崔亮的这种“格制” ， 是以资格用人的典型 。继崔亮以后的吏部尚书甄深、元修义、王徽等 ， 也认为这种方法方便容易而相沿实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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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格用人 ， 原本是当时士族阶层调节其内部矛盾 ， 防止在选拔官吏中走私和奔竞的一种办法 ， 然而 ， 这种办法 ， 不但对于走私和奔竞来说是一种软弱无能的办法 ， 而且又带来了另一严重弊病：贤愚不分 ， 径渭无别 。这就与清谈之风有联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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