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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财产归儿子？一个农村女儿的房产官司( 三 )

家庭财产归儿子？一个农村女儿的房产官司
李丽现在租住的小区也是回迁小区 ， 跟贾村一样 ， 它们都是石家庄城中村改造政策的结果 。那时 ， 作为一个小孩 ， 李丽一方面觉得自己不应该去管父母的事情；另一方面 ， 她怕父亲 。 一直到现在李丽都记得 ， 小时候哥哥李飞因为偷了家里的20块钱 ， 被李铭吊起来打 。 当时她只有几岁 。 父亲倒是没打过她 ， 但给她立的规矩却不少 。 比如用筷子的方式不对 ， 父亲会用筷子敲她；逢年过节待客 ， 李丽夹菜只能夹面前的菜 ， 够不着不能站起来；给别人倒酒要倒满 ， 倒茶要倒八分满 ， 壶嘴不能朝向人 ， 做错了则会被当场数落 。“小时候一到过节 ， 父亲这边的大家庭就会组织聚会 ， 大人们在一起喝酒 ， 喝多时 ， 别家的女儿都敢教训自己的老爸少喝点 ， 我就没有这个胆子 。 我在家里不是有什么想说的就能说的 。 我说什么话都会斟酌着说 。 ”李丽告诉我 ， 父亲的眼睛就是她的信号塔 。 “一旦我做错了什么事 ， 父亲就会瞪眼 ， 眼睛又凶又大 。 只要他一瞪眼 ， 你就会制止自己的行为 ， 这好像变成了一种默认行为 ， 什么都不敢说 ， 什么也不敢做 。 你会觉得这个人是暴力的代表 。 我爸是家里氛围的主导者 ， 他开心 ， 全家就开心 ， 他不高兴 ， 全家就冷了 。 ”母亲张秀菊开始跟李丽提起丈夫李铭的家暴是在2009年之后 。 李丽那一年读大学 ， 闲暇的时候 ， 她已经能够做兼职打工赚钱了 。 李丽发现她和母亲的关系发生了转变 。 最早时母亲做一些简单的事情会寻求她的意见 ， 比如买东西会让她把把关 ， 她手上的镯子就是她们一起挑的 。 母亲种花 ， 想要弄些新的品种 ， 也会让李丽先看看哪些好看 。 赚钱多一点后 ， 李丽还给母亲买了手机 ， 给家里换了电视 。 李丽猜 ， 这些在张秀菊看来 ， 或许都是她自立和可依赖的表现 。对丈夫常年的家暴 ， 张秀菊之前也求助过 。 她找过娘家的兄弟 。 起初 ， 李丽的几个舅舅也很气愤 ， 有几次他们还带着人到家里来警告父亲李铭 。 然而 ， 家暴的次数多了以后 ， 不知道是疲了 ， 还是觉得爱莫能助 ， 舅舅们不再愿意掺和进来 。 “劝这个不听 ， 劝那个也不听 ， 不管了 。 ”李丽的一个舅舅告诉我 。偶尔 ， 张秀菊也跟关系好的同事讲 ， 但无一例外 ， 大家都劝她再忍忍 ， 有的人还会说：“毕竟已经忍了这么多年 。 ”所以 ， 当母亲跟李丽开启关于家暴的话题时 ， 李丽明白 ， 母亲是没有人可以诉说了 。家庭财产归儿子？一个农村女儿的房产官司
李丽现在租住的小区附近李丽读大二时 ， 母亲又挨了打 ， 寒假时李丽回到家还能看到母亲脸上的青色伤痕 。 在听了母亲的倾诉后 ， 李丽决定为母亲主持公道 ， 她下了很大的决心 。 晚饭后 ， 她要求父亲、哥哥、母亲留下来 。 李丽并没有觉得发言很难 ， 她只是在母亲以往陈述的基础上整理了思路 。 她记得有一句话是对父亲说的：“以后 ， 不能这样了 。 ”话音刚落 ， 哥哥就接过了话头 ， 开始谈家里财权的问题 ， 话题就这么转移了 。对于这次不成功的谈话 ， 李丽印象最深的是 ， 那天母亲和李丽坐在一起 ， 哥哥和父亲坐在对面的沙发上 。 后来李丽想 ， 她的这次行为不仅没有解救母亲 ， 而且还将她公开放到了哥哥和父亲的对立面 ， 反而将这个家庭的内部矛盾激化了 。 张秀菊后来的痛苦从她留下的照片上都能看出来 。 年轻的张秀菊是爱笑的 ， 她长着一张多肉的脸 ， 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缝 ， 脸上的表情轻松自在 。 这样的笑脸出现在城墙边、动物园里、盛开的花朵前 。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 会发现后来的照片上 ， 尤其是50岁以后 ， 她的额头、眉梢 ， 甚至眼睛里都是长年结成的苦闷 。起诉贾村有个规矩 ， 当去世的人被抬进殡仪馆时 ， 遇到门槛 ， 亲人们就要高喊逝者名字 ， 提醒逝者“看着点 ， 别撞到了” 。 李丽说 ， 当耳边此起彼伏的声音响起时 ， 她依然觉得母亲还在 ， 只是躺在那里 ， “你们当她是小孩吗？怎么可能被绊到” 。 但当母亲被推进火化炉的那一刻 ， 李丽放声大哭：“我才知道我妈要走了 ， 不在了 。 我才意识到自己没有妈妈了 。 ”母亲去世后 ， 李丽收拾她的遗物 ， 翻到了很多有着母亲字迹的A4纸 ， 上面全是母亲抄录的与离婚和家庭暴力有关的法律条文 。 李丽将这些拿给我看 。 其中一条写着：“家庭暴力 ， 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众多受害人生活在痛苦、愤怒和恐惧之中 。 ”这些纸张中 ， 还有张秀菊草拟的离婚起诉状 ， 在离婚理由一项中 ， 张秀菊写道：婚后发现家庭暴力 ， 多次打骂 ， 因是村里人怕被嘲笑 ， 一忍再忍实在忍不下去了 。家庭财产归儿子？一个农村女儿的房产官司
李丽居住的小区这些内容写于2016年下半年 。 李丽说 ， 在跟父亲又一次发生冲突后 ， 母亲张秀菊离家去了北京 。 她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 ， 清闲时就去图书馆查文献 ， 满心都是离婚的想法 。 收拾母亲的遗物时 ， 李丽的内心充满了自责 。 这种自责源于她和母亲的比较 。李丽说 ， 她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在试图逃离这个家庭留给她的印记 。 比如谈恋爱 ， 父亲沉默、脾气拧 ， 她喜欢开朗一点、善于沟通、不钻牛角尖的性格；母亲出去玩 ， 父亲阻止 ， 她希望另一半给她足够的自由 ， 她想出去玩就能出去玩；她交往的男性 ， 首先要看的就是家庭是否和睦……她发现她选择对象的标准几乎是这个家庭的对立面 。 在同前夫结婚前 ， 她给他约定了两件事情 ， 放在第一位的就是不能家暴 ， 一旦动手 ， 立刻离婚 。“我能够选择 ， 母亲却退无可退 。 ”不管是亲人、朋友乃至她自己 ， 从来没有人跟母亲张秀菊提过“离婚”这样的字眼 。 虽然他们的身边 ， 离婚已经是很常见的事情 ， 很多年轻人结了离 ， 离了又结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 对于50多岁的张秀菊来说 ， 忍耐是比离开更好的选择 ， 不管是为了孩子 ， 还是为了自己日后的养老 。 张秀菊却是不愿意的 ， 她说“自己一直过不了这个坎” 。 “如果当时我已经独立有工作 ， 能多赚点钱 ， 能够支撑她 ， 她的心情能好点 ， 也许就不会生病了 。 ”李丽想到小时候母亲的那次离家出走 。 后来她曾问过母亲那晚去了哪里 ， 张秀菊回答：“我在村头坐了一晚上 ， 觉得自己没处可去 ， 就回来了 。 娘家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 ”李丽最初将父亲和哥哥告上法庭 ， 争一套房子 ， 是为母亲感到愤慨 ， 也是完成母亲想要拥有一个“小窝”的遗愿 。 然而一审败诉了 ， 二审也败诉了 。 法院的两次判决都说应该尊重乡俗民约 。 法院认为 ， 回迁房属于福利补偿措施 ， 张秀菊已经去世 ， 不能享受这种福利 ， 而李丽婚后另居 ， 回迁安置房也不涉及她的利益 。 李丽觉得这个结果不公平：拆迁协议是在母亲去世前签的 ， 拆迁所得按户下发 ， 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享有权益 ， 凭什么母亲为这个家庭付出一辈子 ， 却得不到房子 。二审结束后 ， 她又提起上诉 ， 2020年的一审、二审重审的开庭结果还是判她败诉 。 她觉得在农村 ， 如果她作为一个女性 ， 和男性一样能够单独立户 ， 那么她就能申请宅基地 ， 这样拆迁的权益就该有她的份额 。 而如果母亲在年轻时享有这样的权益 ， 她就不会在跟父亲争吵后无家可归 。 在李丽看来 ， 打官司就有了更大的意义 ， 即为农村女性争取权益 。李丽不断地阐释她的这个逻辑 。 她在讲话时经常将“女性”“权利”“不平等”这样的字眼挂在嘴边 ， 她太需要获得自我认同了 。 自从她将父亲和哥哥告上法庭后 ， 有人支持他 ， 但更多的人反对 。 反对的人认为她作为一个女儿 ， 去跟父亲和哥哥争家里的财产 ， 是没见过的事情 ， 不应该 。2019年年中 ， 李丽抑郁了 。 一部分原因是官司进展不顺 ， 另一部分原因则来自她对自己婚姻的审视 。 丈夫张宁结婚后很少做家务 。 李丽跟他吵 ， 她担心 ， 如果这样下去 ， 自己就会变成母亲的样子 ， 什么都得干 ， 一辈子辛苦劳累；张宁则会变成李铭 ， 对她指手画脚 。那一段时间 ， 她觉得自己被放在火架上烤 ， 生活里的一点细枝末节都能在她这里迅速生根发芽 ， 长成巨大的恐惧 。 两人最终于2019年办理了离婚 。 状态不好时 ， 李丽写过很多次遗嘱 ， 就在手机上 ， 按着当时母亲写给她的格式 。 刚开始 ， 遗嘱里会详细说明遗产对于丈夫和孩子怎么分配 ， 后来离了婚 ， 她就更新 ， 将自己的财产全部留给女儿 。 这其中 ， 也包括那套她还没有从父亲、哥哥那里争到的房子 。李丽总会想到母亲离家出走去北京打工时 ， 她去看母亲的那几天 。 母亲住的是集体宿舍 ， 上下铺 ， 母亲住下铺 。 李丽觉得母亲的状态比以前好了许多 ， 最明显的变化是母亲的聊天话题已经不再是控诉父亲的暴力 。 她会带李丽去买栗子 ， 会讲稻香村的糕点太甜了 ， 会讲自己每天就是擦擦楼梯扶手 ， 干活不累 。 张秀菊还买了一件轻薄的羽绒服 ， 两三百块钱 ， 她夸赞衣服“又轻又薄又暖和” ， 这是以前她不舍得买的 。 “我当时觉得母亲之前是被困在了原来的环境里 ， 所以走不出去 ， 现在环境改变了 ， 不被有父亲、哥哥的生活包围着 ， 她的状态也好了 。 ”这是李丽的记忆中 ， 母亲张秀菊为数不多的开心的日子 。（文中李铭、李飞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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