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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1890年-1969年）
【文化的江山】
1644年满清入关，明朝亡。读书人顾炎武起而号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的天下不是王朝中国，而是文化中国；救亡并非救王朝中国，而是救文化中国，要留住文化的根；“匹夫”亦非臣民，而是“一个人”的意思。易代之际，用“匹夫”来担待天下兴亡之事，反映了顾炎武的新觉悟。
三百年后，文化中国从顾炎武到王国维、陈寅恪，期间，清王朝已死，可文化中国还活着，不但从君主活成了民主，使晚清帝国活成了民国，还在新文化运动中活出了民主与科学，活出了共和国。
一
易代之际，陈寅恪的好友胡适去了美国，傅斯年去了台湾，可陈寅恪哪里都没去，留了下来。
国难当头，各奔自由。很多人去留，皆以国运为风向标，视兴衰为去留的选择，而陈寅恪却以文化为立足点，他留下来，就是要留住文化的根。
那么，值得他留下来的、轻生死以坚守的文化的根，究竟是什么？他在为王国维立碑时说过的，“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士人来说，那是“天地之心”和“生民之命”，留得此根，国破能复，文衰可兴。可懂他的人不多，他很孤独。王国维死，还可以托付他，可他若死，能托付谁呢？“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就在这样落寞的钟鸣与鸦藏中，陈寅恪作为“匹夫”出场了。“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负气”二字，乃伤心人语，其中隐含了多少眷恋，非赤子伤心痛髓不能道出，这里面珍藏着一种文化个体性的孤独与忧伤，有一份对文化中国充满深情的惆怅。
1945年4月，抗战就要胜利了，然而，他却未能从国破家亡的遗恨中解脱出来，“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前一句，那难言的国事从哪儿说起呢？从甲午海战，一直说到抗战胜利？一言难尽啊！后一句，却是不堪回首的家事，义宁陈氏一门五杰，与近代国运息息相关。其实，这两事——家事和国事，在传统中国里，哪能分得清？家国一体，天下一家，到头来，都要有个家来担当，而命运偏偏使他成为了国破家亡的人，他的家在哪里？
所以，他为“负气”诗，定名“忆故居”。他的故居有二：一处叫“崝庐”，在南昌的西山，门上悬挂先祖所撰楹联，曰“天恩与松菊，人境讬蓬瀛”；一处曰“松门别墅”，在庐山牯岭，门前有巨石，先君题“虎守松门”四个大字。
先祖何人？陈宝箴是也，中国近代史上变法真英雄、宪政大豪杰。陈宝箴对《马关条约》的结局忧愤至极，不惜以头颅作抵押，奋起响应光绪帝戊戌变法的号召，湖南新政一派兴旺。变法失败后，他被贬回南昌，不久，便死于西山崝庐。据说是慈禧太后派人来命陈宝箴自缢，还取了他的一块喉骨回朝复命。那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要慈禧抵命，慈禧趁机借杀义和团的名义，开杀维新人士以谢联军列强。
先君何人？陈三立是也。陈宝箴惨死，时人归咎于长子陈三立，说他“翩翩浊世佳公子，不学平原学太原”，指他参与湖南新政，搞变法，是学唐朝李世民助其父李渊起兵太原，有谋反之心。这当然是陷害，难称公允，但湖湘名士王闿运说的那一席话，对陈三立来说，无疑诛心惨烈，却成了评价江西人的一段名言，王闿运劈头就说：“江西人好听儿子说话，中丞亦犹行古之道耳”，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愿闻其详。王闿运接着说：王荆公变法时，遇事多由其子王雱处理，严嵩当国，唯严世蕃之言是从，今中丞亦然，固江西惯例也，不足怪也。闻者无不称其所言极是。“中丞”，指陈宝箴，因时任湖南巡抚，所以王闿运等才有如是称呼。
父亲死，三立心如死灰起，自命“孤儿”，诗云“终天做孤儿，鬼神下为证”，“群山遮我更无言，莽莽孤儿一片魂”，“孤儿更有沧桑泪，依倚东风洒翠微”，“孤儿犹认啼鹃路，早晚西山万念存”。读了这些诗句，有人说他是“大清孤儿”。差矣！大清若是他杀父仇人，他焉能认仇作父？如果陈宝箴是病死，他又何至于自责“通天之罪，断魂锉骨，莫之能赎”？又何必以“忍死苟活，盖有所待”，做个绝命伤心人？父亲临终时，遗命从此陈家“不问政，不治产”，可他还是“有所待”，他“所待”的究竟是什么？他已无所待于大清，无所待于王朝中国，那么，他“有所待”者为何？当然是文化中国，他不是什么大清孤儿，而是文化中国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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