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是什么？那是文化的根，一枝独根！他把根扎在自我的江山里，他号“散原”，出自《水经注》里提到的“散原山”，《太平寰宇记》称之为“南昌山”，也就是从南昌章江门西行三十公里处的西山，他取来自号。“散原”，朴散而为器，原为本体，而本体不就是文化的根吗？他要从根“原”上发枝散叶，开花结果。
“散原”二字，不仅带有故地故居的乡愁，还带有文明生长的根苗，此乃陈门心法，以心传心，传到了陈寅恪，就把家传心法公示了，一言以蔽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陈三立“决不逃难”。听人说“中国必败”，他即怒斥：“呸！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京、津沦陷后，日军欲请陈三立出山，百般游说，并派日军每日看守陈家大门，陈三立怒，呼叫佣人执帚，将日人赶走，愤而绝食五日，逝于1937年。
陈寅恪本人，也曾于1941年冬因日军入侵，在香港濒临绝境，日本人送来米、面，他与夫人力拒，宁愿饿死。日本人又强以40万日元，逼迫他创办东方文化学院，被他回绝。陈寅恪夫妇以典当衣物，才免于一死，后来得到朱家骅派人营救，潜回内地，辗转至桂林，自述其艰辛曰：寅恪抵桂林时，“已两月未脱鞋睡觉”。吴宓闻他脱险，作《答寅恪》诗曰:“喜闻辛苦贼中回，天为神州惜此才”。
所以，陈寅恪“一生负气”，负了先祖英雄豪杰气，负了先君名士烈士气，而成就了一段自我的天人心史。非以诗性探微索隐，难以述之，非以诗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难明其心迹。
二
如果说禅宗以诗入禅来明心见性，那么史家明心见性又何妨以诗证史？更何况江西本就一片诗学风土、禅宗江湖，且以心学当家作主，能以心学入史学，晚明有个李卓吾，作《焚书》与《藏书》，推倒理学围墙，在新帝王学里踌躇，而当代能以“吾心”立史学的，岂非寅恪先生乎？若谓卓吾能以赤子之心赞美女性，那么寅恪先生则以孤儿心肠来“颂红妆”。
【 文化|留住文化中国的根：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130周年】陈寅恪在晚年的一首诗中这样说道：“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其实，他“颂红妆”并非从晚年才开始，也没有局限于一时一地，亦未囿于某种处境和心境，而是他由来一贯的主张。他一直在这么做，并非如有人说的那样，“颂红妆”是他晚年前程无路的选择。
他虽然在“颂红妆”下，自注曰“近八年来草论再生缘及钱柳姻缘释证等文凡数十万言”，但也有人将他的“红妆”系列排出，依次为：《武曌与佛教》中的女皇帝武则天，《读崔莺莺传》中的崔莺莺，《长恨歌箋证》中的杨贵妃，《元微之悼亡诗箋征稿》中的韦丛，《白香山琵琶引箋证》中的琵琶女，《论再生缘》的陈端生，《柳如是别传》中的柳如是。其中，女帝皇妃，闺阁丽人，江湖怨妇，皆为唐女。而宦游才女陈端生，则与曹雪芹约略同时，惜两天才未相遇，曹若知有陈端生，宝、黛是否能重启再生缘？更有风尘国色柳如是，厄于明清易代之际，与顾炎武同时，且于红豆山庄往来，故能与顾炎武共鸣。
还有人将他的这一系列列入妇女史范畴，这样的“史眼”，会把历史学上一个伟大的抱负拘囿于又小又窄的专门学科分支里，将历史学的一次“范式革命”导入“妇女解放”的俗谛，而忽略了他对中国史官文化传统的“哥白尼倒转”式的功业。他已经从以宫廷史为主流的王朝史观里走出来了，通过“红妆史学”，走向文化中国。
中国文化史上，有两部伟大的“红学”，一部是文学的，出自曹雪芹的“红楼文学”，另一部是史学的，那便是经由寅恪先生而成的“红妆史学”，他“颂红妆”，从朝廷到青楼，从武则天到柳如是，而他把文化的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留在了青楼，留给了妓女，而非女皇帝。
写女皇帝，写杨贵妃，写来写去，也还是王朝里的那些事，脱不了帝王学的干系，怎么写也写不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去。写崔莺莺，只是一些才子佳人的故事，虽然有了爱情觉醒的女人味，但怎么说还是说不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去，其他如琵琶女等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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