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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留住文化中国的根：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130周年( 三 )

纪念顾炎武陈寅恪诞辰陈宝箴王闿运


不能说从她们身上看不到一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痕迹，而是他那时未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衡量历史的一把尺子来知人论世，这一伟大的觉悟是从他目盲开始的。
也正是易代之际，成就了陈寅恪的一代盲史。这位当代东方中国式的荷马，他的觉悟从正在进行时，达到完成时，期间启发他的，正是那位在乾隆年间创作长篇弹词体小说《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
陈寅恪从中国流行的评弹说唱艺术，联想到了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这样一联系，他就发现，它们不仅形式相似，都是说唱艺术，口耳相传，而且根本相通，都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贯穿。
如果说寅恪先生最早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在为王国维立碑时，那么他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颂红妆”，就从《论》开始，到《柳如是别传》为止。
如果说为王国维立碑是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士人立士范，那么他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再生缘》写《柳如是别传》，则是“为天地立心”，以盲人立“心史”。
当他叹息“四海无人对夕阳”时，他已然是个盲人了，外面的世界从眼前消失却未失去，而是向内心转移，转化为他的内心世界，再以写史将它表达出来，那便是他的“心史”。
天机使他目盲？也许看透了历史，有时也会被变成瞎子，但天命却要他去“认识你自己”，真理的花朵开在认识的悬崖边，追求真理的人，从这里闭上眼睛，纵身一跃，看似万丈深渊，难逃粉身碎骨，但结果却是峰回路转换新天，宛如天日大跳水，扑通一声响，他进入自我意识的深处。
一个新的世界从内心开启了，那是以盲人述史的方式开启的，从史学“应帝王”，转向史学“颂红妆”，这是多么大的转变！这是一次先锋性的“史学的实验”，颠覆了传统历史观。
文学的“颂红妆”，从《牡丹亭》就开始了，那死而复生的杜丽娘，向我们展示了爱情的巨大力量，她不仅折服了地狱里的小鬼，居然还说服了那铁板钉钉雷打不动的阎王。这样的女子，她有着何等惊人的力量，这力量就来自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她不仅有着今生死去活来的高峰体验，更有着来世唐突纲常、惊悚名教的美好姻缘。于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再生缘》出现了，陈端生接着汤显祖，孟丽君接着杜丽娘登场。
与陈端生同世，还有曹雪芹来“颂红妆”，中国传统文化里几乎所有红妆模特儿，都被曹雪芹聚集在大观园里了。他们各尽其美，独自炎凉，在天地不仁中，化为刍狗，散尽芬芳。
以文学“颂红妆”，并非异常，以史学“颂红妆”，才具有异端新思想。
在文学中，女性成为主角很常见，然而在史学中，女子成为主角却罕见，即便出现，也不是因其为女性，而是基于她们在王朝里的身份，是对她们的母性和妻性所做的制度安排，才使她们得以被史官文化所确认。以史学载入独立之女性，古往今来，寅恪先生当为第一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如梁任公等，不断号召“史学革命”、“女界革命”，可将二者结合起来取得“革命”实绩的，惟其一人，正如当时“文学革命”的实绩是鲁迅的白话小说，“史学革命”的实绩，我认为正是他的“红妆史学”。“史学革命”很难，其本身就难产，具有原创性的史学成果产生更难，所以史学界的革命来得太晚。先到的“史学革命”，是西学东渐的舶来品，变着主义的花样，争相来到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应该是一个重要成果，可惜的是，中国非其原产地，何况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目的不是与中国传统结合，而是与之决裂，所以当其之时，能与西学齐驱并进、交辉相映的、而又能自本自根于中国传统本土者，静安之后，唯有寅恪。
王静安之于史学，那是他亲身经历民清易代阵痛之后，再以今观古，中西会通，在内心完成了精神上的超越，然后才完成了他的史学范式革命，其代表著是《殷周制度论》，其中提出了殷周之际的“文化革命”一说。但民国建制未果，北伐又起，南北政权更迭，二次易代又至，今世已无周公，他无周可从，所以他才仰天长叹“义无再辱”，遂抱定了“五十年来，惟欠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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