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史观未立而身先死，何其悲也！寅恪继之，以碑铭之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静安为新史观之士范，从此休止了纷纭众说。静安先生痛心二次易代，便“义无再辱”，而寅恪一生，又逢国共易代，间以抗日战争，其祖、父辈皆为抗战而死，其本人亦在抗战中九死一生，经此累累世变，竟得以新生，大概凡此总总，才是他能于新史观上更进一层的财富，才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在为静安立碑中作为士范得以确立，而且在《论》和《柳如是别传》中作为我民族之女范而遗传，这是寅恪先生以永恒之女性引导我民族上升的新格调。
至此，寅恪先生以“独立之精神”开始了他“一个人的文艺复兴”，确立了诗化史学的范式，以“自由之思想”完成了他的“史学革命”，实现了从王朝史观向文化个体史观的转型。
中国传统史观，最具代表性者为“二司马”，一是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另一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前者是贯通天人古今而成一家之言的通史，后者则是将一代代王朝排列起来，当作历史的一面面镜子，起到“资治”作用，发挥“通鉴”功能，为本朝立言。
此二者，一为通史，一为通鉴，寅恪祖训“不问政”，故其治史，不为通鉴取向，而取通史路线，若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新史观，著一“吾心”之通史，则可谓举世期待，惜其未能成就，所著《论》和《柳如是别传》，乃新史观之“小试”，新范式之“红妆”，寅恪先生所留遗憾，吾辈当继而竟之。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前五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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