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冤的理念后来作为诉讼制度，发展为中国特有的两个制度：一个是上诉（上控）制度，另一个是禁止告状不受理的制度。
其中明确规定上诉制度的法令，至少在隋代已经出现，如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如果有冤抑不满，而县府无法处理时，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的郡府投诉，在郡仍无法处理时，则可以到州，直至向中央的省提起上诉，如果仍得不到处理，可以向宫廷（阙）提起申诉；此后如仍有不满，则可以直接通过登闻鼓进行申诉。宋代也规定了县（知县）—州（知州）—路（监司）—中央省部（尚书、刑部）的上诉途径。实际上，这类上诉盛行的情况在此后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为《清明集》）中可以看到。清代嘉庆五年（1800）规定：“军民人等遇有冤抑之事，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如审断不公，再赴该管上司呈明。若再有屈抑，方准来京呈诉。”根据以后的《巴县档案》所见，当时的上诉称之为上控，常常采用从县（知县）—府（知府）—道（道员）—省（布政司）的途径；而称之为京控的到北京上诉的情况非常盛行，这也是《中国诉讼社会史研究》第8 章的作者阿风的论文所探讨的情况。
另一方面，根据当时的法令规定，民众在提起诉讼时，如果诉状没有违反规定的地方且一看就好像没有诬告，那么官府也必须受理。官员如果不履行该法令，反过来要受到处罚。明清时代这一相关法令名为“告状不受理”。实际上，这种禁止告状不受理的法律规定，早在《唐律· 斗讼》中就已经出现，即“若应合为受，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之规定。
允许无限制地上诉或者官府必须受理诉状的原则，作为无冤理念的法制化的结果，与无讼的理念并不矛盾。或者说，国家认为这些制度正是实现无讼理念的前提和手段。但实际上，该制度却产生了许多棘手的问题。这是因为当无冤的理念，仅仅是作为一种话语而被付诸实践之时，有时不仅不能达到无讼的结果，反而会激发诉讼的产生。举例而言，可首推海瑞的实践为证。
从隆庆三年（1569）到翌年为止的几个月，海瑞曾任应天巡抚这一当地最高长官。他在任期时曾宣称：
若先亿其诬捏十状九诬，弃九人之诬，而一人之实亦与其中矣。况十人中或不止一人之实，十人中一人为冤，千万人积之，冤以百以十计矣。不能执我严法，使诬者惧之不来，乃倂实者弃之，使含冤之人不得申雪，可以为民父母哉。
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身体力行追求无冤之理念的典型形象。当然，其初衷并不是期望增加诉讼，相反正是在追求无讼的境界；其目标是努力通过尽可能受理诉讼，教化民众，同时通过公正严明的审判，最终实现诉讼的减少。然而，当他的指令在其治下的南直隶下达后，得知的人争先恐后地前来提起诉讼。因为当地有很多乡绅不断进行土地兼并，海瑞的指令正好给那些被剥夺了土地的人一个夺回土地的机会；但其中不乏趁火打劫提出不符合事实的诬告之人。为此，松江府上海县等地诉讼激增，甚至导致书写诉状的用纸价格飞涨，一个店铺光卖状纸一天的营业额就高达30两银子之多。海瑞在任不过数月就被从应天巡抚之位解职，主要原因就是因其造成了这种混乱。
与海瑞同样追求无冤之理念，同样也以“失败”告终的还有清代的嘉庆皇帝。他也认为“即健讼者十居七八，亦岂无一二衔冤负屈之民以实情上诉乎”。所以主张必须认真对待诉讼案件。嘉庆八年（1803），嘉庆帝下达上谕，命令为了这十个人中的一两个衔冤负屈之人，必须尽力受理京控案件，慎重调查。其结果京控案件与日俱增，以致各省积聚的未决案件达到数千件之多。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棘手的问题。一方面，官僚们作为孔子的弟子，追求无讼的理想；另一方面，作为民众的“父母官”，哪怕十个人中有一两个含冤负屈者，就不能舍弃无冤的理念。然而，在一个已然是诉讼多发的世界里追求无讼，要对大量包含着诬告或图赖诉讼的上诉一件件慎重审理，必须耗费大量的经费，而行政效率的问题更不可等闲视之。为此，官府不得不增加大量胥吏、差役等人员，以及协助官僚工作的幕友，而这些经费最终都必然转化为民众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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