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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家蒋孔阳曾评价伍蠡甫画论研究是有坚实的“创作和鉴赏的实践作基础”,因此其画论成果不仅“言之有物”,更“言之有味”,这句赞赏恰恰归纳了伍蠡甫画论研究的经验。1942年,伍蠡甫被聘为故宫博物院顾问,数月于贵州安顺洪北江读书山山洞内鉴定该院书画名迹数百件,这是伍蠡甫第二次与这些历史真迹近距离接触。除了遍览中国绘画史上无数画家作品,研究他们的理论观点、创作经验,在他的研究体系中,绘画的实践也是重要一环。他曾说,“艺术批评家有必要通晓各门艺术所特有的表现技巧和手法,要有丰富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也曾建议上门求教西方文论的学生学一些绘画,认为学习文论如有艺术或者文学创作做底子,效果会更好。学生后来深味其理:“他们那一辈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不少都具备文艺创作功底,因而鉴赏力特别强,做起理论研究写出文章来,很少做凿空的理论推演”。正如朱光潜所说,伍蠡甫的画论“都是根据亲身创作经验的深中肯綮之语”。这也是为什么伍蠡甫可以将极其丰富但又深奥晦涩的中国古代画论一一“化法”,形成自己的创新观点——他对中国画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构想和视角,并非一般地对具体的画论著作进行评述,着眼点更在于试图在总体上把握中国绘画美学思想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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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蠡甫画作
辩证的气质、严谨的学风、质疑的精神
有人说,伍蠡甫身上充满了复杂性,或许可称为一种辩证的气质。他的一生几乎见证了整个20世纪的新旧更替,对于新与旧始终保持着辩证中和的态度,在他看来:“历史上没有纯新的东西。在每一个阶段里,新旧常是并存着,新的不能灭尽旧的成色,正如过去须作现在的前身,现在决定将来的一切。”他的一生也一直在处理着新与旧的关系。伍蠡甫认为,若不善于继承和学习前人的文化遗产,文化必定会出现断层,发展便是空话,他自己愿意努力做继承和发展工作。在爬梳传统画论时,他总在思考这些“老传统”如何在今天发挥作用,如何去批判吸取和发扬。但他也明确反对为了遵从古法,阻隔画家的心与眼同当前生命、周遭世界的联系。所以在上世纪40年代,他就大胆将洋房、工厂、飞机、枪炮搬入山水画,在当时引起不小争议。岭南派创始人高剑父认为伍蠡甫的画“不泥古不离古”“不为法缚,不为法脱”,这是赞画,其实也是对伍蠡甫做一切学问的诠释。
辩证也体现于他的研究方法之中,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伍蠡甫就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作为理解艺术、分析艺术、构建美学思想的方法论利器。在《怎样研究西洋文学?》中,他说道:“在新方法之下,学生必须先通晓辩证法,再及辩证法与唯物论集合所合成的有机的体系,用辩证法的方法与唯物论的观点来研究整部西洋文学史,随后涉及作家与作品若干个别对象。”这在他的画论研究中也处处可见,“意境”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重要课题,伍蠡甫认为这个‘意’,并非脱离客观世界或超越自然美的主观世界,而是本于一定的审美标准来处理自然美时,所必须从属的情思、意境。“他为了创立意境,须通过自然美,尤其是接触自然美”,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伍蠡甫曾担任《辞海》编委及美术学科主编,《辞海》修订本征求意见时,有人提出赵孟頫的“民族气节”存有争议,应该写出,而不是淡化处理,伍蠡甫明确反对这一点,“艺术审美并不完全等同于道德判断,美与善并不永远一致”,在他看来绘画艺术的辞典与史书编纂的标准不应相同。辩证的气质也与他为学的严谨及敢于质疑的精神有关。“严谨”“批判精神”是他的学生韦遨宇从老先生身上学到的、至今都受用的精神遗产。“他不会轻易臧否一个学者、一部品,但是会指出他们有哪些内容值得商榷,或是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在韦遨宇的记忆里,伍先生很喜欢用“假如”开头,“假如某位学者、某位作品在某些方面引起注意,结果可能会不一样”。当一些代表性人物、作品伴随着一些新的思潮出现,伍蠡甫也从来不先入为主地把观点传递给学生,“他会先问我们有哪些看法,了解以后也不会轻易否定,而是循循善诱,告诉我们就这一个问题历史上有哪些学者曾经有过哪些高见或者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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