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蠡甫:论贯中西,艺通古今|礼赞大师| 中西( 二 )


上世纪80年代后,是伍蠡甫的学术成果高产期。他相继主编了《现代西方文论选》《西方古今文论选》,还与胡经之合作主编三卷本《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把西方文论的编选从古代近代延伸到现代,从而使西方文论的介绍更见系统;还写成《欧洲文论简史》,这也是我国首次出版的西方文论史著作。这里有一则轶事:该书在出版时其实尚未完成,因为俄国部分伍蠡甫自认不熟悉,还在请其他专家补写。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看到了,认为不仅是“缺门”,而且迫切需要,因此破例于1985年出了个“缺章版”,之后几年又出了全书,可见重视的程度。在收到《欧洲文论简史》新一版样书时,伍蠡甫想到的是,他近来对本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一些问题有些新的思考,很想把这些思考写出来。这时他已经90多岁了。
翁义钦曾参与过伍蠡甫的学术项目,他眼中的伍先生“十分重视对西方文论采取分析的态度”,“还把对我国文论、艺术理论的思考与西方的文论的研究交融起来,互相印证,并在比较中把握不同文论、艺术理论的特点,努力使外来的文论、艺术理论为我所用”。正如伍蠡甫曾说:“我们接触现代西方文论的形形色色流派,目的是为了扩大视域,增添知识,锻炼加强识别能力,有助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因此,他总能跳出文字做出清醒的判断。他认为“文学流派及其理论批评是和相应的社会历史及哲学思潮分不开的”,在探讨德国启蒙时期主要文艺理论家歌德时,他搜集了大量文论、随笔、箴言后,看到了歌德在探讨文艺理论时,感性经验、知解力和超验理性、主观想象时常在彼此打架。他把矛盾的根源诉诸德国启蒙主义运动的特定背景与历史,既肯定了歌德的成就,同时又指出他的局限,关于后者国内向来很少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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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论:根据亲身创作经验的深中肯綮之语
西方文论和中国画论,是伍蠡甫学术研究的一体两面,共同构建起他的学术大厦。伍蠡甫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美学理论作了持久的深入研究,这从他对绘画产生浓厚的兴趣开始。伍蠡甫读中学时就钟爱绘画,这份热爱也贯穿着他的一生,并为他的学术研究带来启迪。大学期间,伍蠡甫就借报纸副刊阐发了“艺术之创造与艺术之享乐”的思考,他晚年曾回忆说:“哲学老师陈定谟教授课余指导我读了几部伯格森直观哲学著作,使我开始想到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直接而又亲切地领会(也就是直觉)某一画家或某一幅画的构思、表现与风格,而与之共鸣。”可见那时他已经开始了对美学的思考。
大学毕业后,伍蠡甫曾北上求职,正碰上溥仪迁出故宫,北洋政府成立了故宫博物院,陈列故宫所藏历代名画真迹。伍蠡甫见到许多画册中的“真身”,叹为观止,一有闲暇就泡在故宫里观摩研习中国历代名画数年,这样的习惯坚持了数年,为其艺术创作和画论研究打下了深厚的传统基础。这一时期,伍蠡甫个人所藏画册逐渐增多,成了他主要的精神食粮。随着对中西名画的感性认识不断丰富,伍蠡甫想要进一步了解这些字画的艺术魅力和美学原理,于是开始阅读中外画史、画片和美学著作。“我探寻并力图把握中西画论中比较本质的东西,而所凭的武器却是大学读书时所接触到的西方哲学与逻辑给我的那点儿可怜的思维方法。”留学期间,西方文艺理论逐渐成为伍蠡甫的研究重心,他曾赴德、意、比等八国研习西方艺术。这些经历使伍蠡甫对西方绘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头脑中已开始酝酿中西比较美学、中西比较绘画等研究课题。1937年,伍蠡甫成功在伦敦举办个人画展,继而受邀到英国皇家学会和牛津大学作《中国绘画流派》专题讲演,有人称,这是伍蠡甫第一次比较美术研究实践。
“比较”“创新”是伍蠡甫治学中的关键词。1988年针对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给古老的中国画带来的影响,伍蠡甫说:“任何国家的艺术与美学研究,不可能撇开它自身的民族文化优良传统,如果隔断历史,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里对待并迎接任何新流派,将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诚恳建议,将现代西方美学和中国古典美学的若干重要论点做些比较,从而探讨这样一些问题:受现代派影响的新中国绘画和中国古典绘画,究竟是不是决然对立、水火不相容呢?双方是否可以彼此交流、相互补充呢……”这样的思考,一直深植于伍蠡甫的脑海中。他的书中时常可见中与西的碰撞互见,比如将西方的抽象艺术与早此2000年的中国书法联系起来。再如谈到“偶然”不失为“创意的一种途径”,将郭熙的“影壁”、宋迪的“败墙”、郭忠恕的“泼墨于缣”等法与达·芬奇的《笔记》所述作对比。伍蠡甫在比较文艺学、中西画论以及美学理论比较方面贡献卓著,1980年代后更是撰写大批学术论文纷载国内外学刊,用英文向海外介绍中国画理,可以说是较有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绘画艺术者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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