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些事情与嬴政的人生经历有关，其中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母亲赵姬，使得他终生不信任女人，甚至连皇后都没有立过；另一个就是传说中他的“野生”父亲吕不韦。令嬴政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这家伙将君王像货物一样贩卖，触犯到了他的底线：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馀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战国策·卷七·秦五》）
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这就意味着当政者要在利益的不断碰撞、对冲中寻求最佳的平衡点，而非一味的索取。在这一点上，商人与政治家其实很像，而且（起码在表面上）更没有底线——只要能得到利益，他们不在意妥协和抛弃任何东西，包括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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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到了今天，“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印象仍然根深蒂固
吕不韦就是这种的商人，在他眼中天下无不可贩卖之物，哪怕是身份尊贵的君王。事实上这种想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并不出奇，那些周游列国游说王侯的士人在推销自己的学问和理念的同时，其实也是一种试图改造诸国与王侯并示之天下的过程，称之为贩卖也不为过——所以无论是孔子孟子也好、苏秦张仪也罢，包括极度厌恶商人的法家人物如商鞅在内，在本质上跟吕不韦都没有任何区别。
可是这种怪异的“行为艺术”只有在春秋战国这个特异的时代，才有成长的空间和存在的价值。当天下归为一统、四海宾服于一王时，就显得不合时宜而且大逆不道，并且成为了商人的原罪。
吕不韦在始皇帝的心中狠狠的扎下了一根毒刺，使得他以及后来的皇帝对于商人本来就不佳的观感更加恶劣。不过秦朝对于商业和商人的影响并不大，毕竟二世即亡嘛，即便是想干点啥也来不及。
真正使得商人的日子过得每况愈下的，还是在汉朝。
汉初之时，基本上是出身黑社会或是微末小吏的刘家君臣，其实对于如何治理国家这个问题是一头雾水的——被自己亲手推翻的秦政自然不好腆着脸再用，发明创造又没有那个脑子，只好放弃治疗并美其名曰“黄老治国”，到了汉武帝时期又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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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黄老治国”，其实跟放弃治疗没啥区别
不过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尤其是后者，只要还没混到“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地步，都对商人没什么好脸色。而且为了实现他们理想中的“治世”，商业和商人还应该是予以铲除的对象。
而他们歧视和排斥商人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吕不韦这货居然拿君王来贩卖：
“自古至今以术取富贵秉权势者，毋如吕不韦之秽且卑，然亦无有如不韦之巧者也。凡不韦之所筹筴，皆凿空至难期，而其应若响，彼故自天幸，亦其术有以摄之。”（《王弇州先生崇论·卷一》明·王世贞）
所以说历朝历代中汉商是最凄惨的，而且没有之一。比如汉武帝时为了弥补连年征战造成的兵员不足，曾发“谪戍”之制，多次征发“天下谪民”、“谪戍”、“七科谪”从军。那么什么是七科谪呢：
“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適，（张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汉四年，发天下七科谪出朔方也。’）及载糒给贰师。”（《三家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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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军打仗可舍不得一上来就让这些宝贵的良家子冲锋陷阵，得用七科谪组成的“送死队”先去消耗敌人一波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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