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祖宗三代以内曾经有过经商经历的倒霉蛋，都被视为与犯官、亡命之徒和赘婿这种货色一般无二的渣滓中的渣滓。这些人被征召后，非战时要当苦力，战时往他们手里塞把破刀子或是木棒子（甲胄什么的更是想都甭想）便为军前驱，当送死队去消耗敌军的箭矢、陷阱，以血肉之躯迟滞敌军的刀锋、马蹄，好让正经的士兵（即良家子出身的家伙们）从容不迫的杀敌。
如果有侥幸未死甚至杀敌立功的“七科谪”怎么办？答案是继续当牛做马、继续当炮灰，直到战争结束或是死光了为止。
两汉之后直到隋唐，商人的命运大体都是如此。只不过汉末到唐初这几百年战祸不绝，良家子都快死绝了，何况被当做消耗品的商人？所以七科谪尽管逐渐绝迹，并不意味着商人的命运和地位有所好转。
在中唐之前，奖励耕战和兵农合一等重农抑商的政策大行其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乱频仍、生产力水平低下、财富与物资极度匮乏，缺乏货通天下的必要条件。再加上大一统的王朝认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更利于稳定统治，对到处乱窜、难以管理的商人则深感头疼和恼火，这才造成了商业活动受到限制、商人毫无地位这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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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商人混得最惨的年代，正是华夏王朝最为强盛、最为尚武的时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欧洲——那才是真正的“小国寡民”，无数林立的小国根本不具备自给自足的能力。为了获取维持生存的物资，除了战争掠夺就只能依靠商品交换。因此在欧洲诞生了浓厚的商人政治传统，商业的繁盛发达与商人的意气风发在当时的中国简直无法想象，而这种情形又与春秋战国何其相似？
再者，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商巨贾层出不穷，两汉至隋唐的商人成色就差多了。比如秦末汉初的任氏、汉成帝时的樊少翁、资助过刘备的张世平、南北朝的酒商刘白堕、唐朝“破烂王”裴明礼等等，在后世大多名不见经传。唯一的例外就是西晋石崇，他因与王恺斗富和劝酒斩美人等无论在古今看来都属下三滥之流的事迹而闻名，与管仲、范蠡、弦高等先贤的境界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连吕不韦这样口碑不咋地的家伙都能甩他几里地。
在此后的两宋和元朝，商业和商人曾迎来短暂的复兴，不过却并非是统治者改了主意，而是时势使然——终宋一朝内忧外患不绝，“三冗”问题始终无法解决，要不是靠着庞大的商税支撑（一度占到财政收入的七成），大宋朝早就崩了；而元朝重商，则是因为游牧民族本来就没有歧视商人的传统。
到了日趋保守的明清，干脆就闭关锁国了，商人还搞什么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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