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与朝贡国之间是宗主与藩属国的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对各国的内政并不感兴趣，更不在意实际控制权。更何况朱元璋早早地就定下了十五个不征之国，生怕子孙后代兴兵。由此而言，较之于霸权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古代的朝贡体系更富有和平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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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征之国”资料图
第二类批评从纯经济角度来说是有道理的，但实际上混淆了作为国际关系的朝贡与作为对外贸易的朝贡之间的界限。梳理学术史会发现，用经济得失评价朝贡体系，主要是在上世纪中叶，受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大讨论的影响。
从西方列强的发展经历来看，殖民时代的对外关系促进海外贸易扩张，甚至鼓励海外抢掠，由此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反观同一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表现于朝贡贸易，而朝贡贸易在经济上得不偿失，西方在赚钱，中国在亏本，长此以往，最终中国全方位的落后了。
不过，这样“算账”，未免太过小气。一方面，在传统东亚世界中，中国无论在各方面都具有绝对的优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长期处于输出的地位，就经济利益而言，与其大费周章从海外获得资源，不如在本土深入发展。庞大的帝国体量与特殊的政治分量，使得明清中国在东亚世界里缺少向外索取资源的兴趣。西方人在东南亚收获几船的香料，就能引起轰动，但在庞大的明清帝国，只是不太重要的小事。
另一方面，虽然朝贡施行“厚往薄来”，但无论是“来”还是“往”，其数量都是有限制的，除了极少的情况，比如瓦剌的“索贡”，朝贡对国家财政的影响非常有限。
以被后人诟病的明代朝贡为例，翻阅明朝史料，几乎找不到正常朝贡往来对国家财政造成冲击的记载。反而是在朝贡体系下的国际秩序被打破时，明朝被迫亲自出手收拾，才会真正耗资不菲。比如万历年间抗倭援朝的军费，那才是真正的金山、银山，相较之下，朝贡贸易的损失不过是九牛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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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抗倭图卷》局部现藏于日本东京大学
事实上，明朝君臣从来就不傻，关于朝贡贸易的得与失，他们心中的小算盘可能比后人还要准，不仅早就控制了“吃亏”的限额，还想法设法“找补”回来。
前来朝贡的使臣只有持有明朝官方颁发的“堪合”，才能与明朝商人、百姓进行贸易，朝贡与海外贸易事实上合为一体，规模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正德以后，明朝官府不仅约束朝贡贸易，还从中“抽分”。到了隆庆年间，随着海禁的逐渐开放，朝贡贸易的获利空间就更少了。
就历史传统而言，朝贡体系渊源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是儒家“家天下”观念的对外延伸。在这种外交理念下，中国要把各国都纳入共同的大家庭之中，中国是家长，各个藩属国则是家庭成员。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一套东亚版的“家天下”。日本历史学家滨下武志将朝贡体系称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其最重要的意义是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与国际秩序，
推行朝贡体系的，不只是中原王朝。南宋事实上就加入了以金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国家实力的强弱，决定了朝贡体系的中心与国际秩序的主宰。在以中国为核心的庞大国际秩序之下，传统时代的东亚世界还存在次一级的朝贡体系，比如日本对琉球、安南对占婆，都提出了朝贡的要求，并形成了相应的次级国际秩序。无论是从延续时间，还是从接受程度而言，朝贡体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秩序，都曾是东亚世界国际关系的基石。
近代以来，由于落后的现实，中国的历史遗产受到了西方人、日本人，甚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质疑。从中国屡遭侵略，不断挨打的情形出发，人们审视朝贡体系，很容易产生嘲讽的情绪，认为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梦境，而以中国为中心，建立一套国际秩序更是不自量力的幻想。这种对朝贡体系的批评，很容易走入殖民主义的语境。同样是以某一国为中心，殖民时代的“日不落帝国”与霸权主义世界观下的美国，却很少受到人们的嘲笑与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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