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成都，杜甫一家人暂时居住在成都以西七八里处浣花溪畔的草堂寺。此时他的朋友裴冕、高适都在蜀地做官，他们对杜甫来说，是经济、生活上重要的依靠。然而，居住在草堂寺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杜甫必须赶紧修建自己的住宅。他以诗代信，一封一封地发给友人，以求得资助。终于，他在浣花溪畔盖起了一座草堂，这就是著名的杜甫草堂。这里溪水长流、环境优美，成为杜甫一家人在成都的安居之所。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一度荒废。到了五代前蜀时，诗人韦庄觅得旧址重结茅屋，草堂胜迹得以保存下来。南宋、元、明、清各代，对草堂多有修葺，主体建筑和园林布局保存至今。
有了安身之所，杜甫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诗歌方面，其中大部分是田园诗。这大概是杜甫在抒发经过长时间颠沛流离后，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度日的感受，他开始发现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同时仍怀有一颗爱国忧民之心。
在成都，他还遇到一个人，就是严武。广德二年（764），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向朝廷上奏，要杜甫担任节度使署中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品级从六品，后世称杜甫为“杜工部”，即源于此。其职务实际是在严武的幕府中当参谋。以五十多岁的年龄当上一官半职，对于杜甫来说应该是好事吧？其实不然。他在不少诗中表现出要退出幕府、归隐草堂的想法。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之是不想继续在幕府中做事了。永泰元年（765），严武暴病而死。友人的离去，对杜甫的打击很大，他决定离开成都。
晚年的漂泊
杜甫离开成都，买舟东下。成都的生活固然安逸些，但这不是杜甫的人生追求，他不仅要安居，还要立业，要为国家百姓做些事情，这是他离开成都的根本原因；严武的去世，只是促使他离开成都的一个引子。
离开成都，杜甫沿江南下，经过嘉州（今乐山）、戎州（今宜宾），再向东北方向，经过渝州（今重庆）、忠州（今忠县），到达了云安（今云阳）。由于旅途劳顿，杜甫肺病发作，不得不留下来休养。第二年（唐代宗永泰二年，766），杜甫一家人继续东行到了夔州（今重庆奉节东），住在瀼西草堂，并得到了夔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柏茂琳的关照。杜甫在夔州的生活状况很不错，他在这里待了一年零九个月，写了四百五十多首诗，占了他全部诗文的近三分之一。生活的安定，为其创作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然而，前面已经说过，杜甫是愿意有所作为的，即使他现在已经年老，而且还有疾病在身，但他仍坚持理想，于是决定离开夔州。他带着家眷乘舟顺流而下，到过衡州（今湖南衡阳）、潭州（今湖南长沙）。此时的杜甫，身体已经很衰弱了，但他仍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登岳阳楼》，诗的最后一句“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充分体现了诗人的家国情怀。
大历五年（770）冬，杜甫病卒于从潭州到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水路上。因家里太穷，只得将其葬在岳阳市所属的平江县小田这个地方。直到杜甫去世43年后（813），杜甫的孙子杜嗣业才把祖父的尸骨迁葬回祖坟所在地—河南偃师杜楼村，同时请当时的大文豪元稹写了一篇墓志铭。
文章插图
▲ 杜甫草堂大廨
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杜甫的一生及其结局应该说是不幸的，但他却在诗歌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杜甫用毕生精力进行创作，为我们留下了1400多首诗歌，这些诗歌极具审美价值和现实主义精神，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完美统一的境地，从而把古代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
首先，杜甫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用诗歌反映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我们知道，杜甫一生经历了唐朝的开元盛世，也看到了“安史之乱”后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面貌，他从现实出发，对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进行加工提炼，再用诗的形式表达出来，比如《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这些叙事性较强的诗篇，都是从真实生活中概括出它们的意义，也揭示出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和本质特征。我们读杜甫的诗，就好像触摸到了那个时代的脉搏，闻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看到了那个时代斑驳的色彩。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是与其现实主义诗歌艺术成就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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