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龙网

  1. 主页 > 生活百科 > >

钱串子花黄叶子怎么回事啊 花黄叶子是怎么回事( 六 )

文房四宝代表人物最好的


同时，历史中对于“照镜写影”的记载也并非明末始有 。《历代名画记》记载东晋王羲之有《临镜自写真图》，米芾《书史》亦有“王右军《笔阵图》前有自写真，纸质紧薄如金叶，索索有声”的记载 。明代文言笔记小说集《七修类稿》中称，宋度宗的皇后全氏尝手写自画像，广额凤眼，双眉入鬓，衣道服 。而这些存在于文本中并未脱胎图像的自画像情节，也转而为自画像图像圈定了特定的历史时限 。不论历史中真实存在的王羲之是否有过“临镜自写真”，也不论米芾所见王右军《笔阵图》前“自写真”是否真迹，并没有王羲之“照镜写影”图像的流传 。历史长河中的“照镜写影”图像全部归结于画家对女性自画像的描绘 。
走出文学粉本的女性“照镜写影”，杜丽娘与薛媛，都不是宫廷贵妇，似与“孤芳自怜”无关；她们也不像《女史箴图》中的“女范”形象，并不具备“修其容饰其性”的“镜鉴”功能 。杜丽娘与薛媛“照镜写影”图像在明代末年的出现，其所承载的时代内涵实际另有所指 。
首先，文学粉本与图像中，“镜子”与“自画像”都是杜丽娘或薛媛“寄情”的重要媒介，而“照镜写影”图像中这一“寄情”的“情”字，是诠释图像的重要基点 。古代中国对于女性的社会规范中，“抒情”是难以启齿的，而更多的是对于女性“规范”“德行”等的各种要求 。《女史箴》是张华讽谏贾后的作品，六朝极为流行的《列女图》事实上是在以图像的形式反复强化对于女性的教化与规训 。明代万历年间进入中国版刻书籍发展的鼎盛时期，此间女教书也兴盛发展，有阮氏重刊本《新刊列女传》、三台馆本《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富春堂本《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黄嘉育本《刘向古列女传》、知不足斋本《列女传》、宝善堂刊本《贤女闺范》、吕应菊重刊本《吕新吾先生闺范图说》、泊如斋本《闺范图说》《新镌图像郑氏女孝经句解》《新镌图像注解曹大家七诫》及黄尚文辑《女范编》等 。“列女传”“女范”“闺范”“女孝经”这些传统女教书广泛印刻，社会对女性道德的规约进行图像化传播的同时，《牡丹亭·写真》图像的产生，女性“寄情”意识的传达，似乎成为一股有别于传统的视觉思维，实际是将女性情欲表达加以物化的潜流，抑或所谓另一种执拗的低音表达 。
其次，薛媛早在唐代便已出现，今天可以见到的“写真寄夫”场景图像化展现却在明代出现，《千秋绝艳图》《佳妇人例图》《列女图》等便是最好的印证 。绘画的传播能力事实上远远超越其他物质工艺品 。中国国家博物馆霍宏伟先生在《一件银盒的定名与解读》的文章中，专文论证了一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银盒其功用当属于镜奁，外部盖面的开光图像是薛媛“照镜写影”，作者利用开光图像周围的缠枝纹图像比对，确定银镜奁属于北宋晚期 。但是，此处的薛媛“照镜写影”图像所承托的媒介——镜奁，在没有模件化生产金属制品的宋、元时期，乃至明代，银镜奁盖面上的图像传播并不能达到书籍和绘画的传播面向 。从图像角度分析，现藏大英博物馆的银盒盖上的“薛媛”与明代晚期的仕女“照镜写影”的图像构成方式完全不同 。银盒上的“薛媛”在整个图画的中间，正在描绘的自画像在桌案上，对面的侍女手捧一面大圆镜，画面营造的是一处庭院空间 。明代的薛媛照镜写影图像，已经形成坐于桌案前的对镜自画像形式，尤其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千秋绝艳图》中的薛媛与臧改本《牡丹亭·写真》图像，有形式上的相似度 。将图像形式多样化转化为稳定化与统一化，在图像流传的过程中更为适合 。
再次，晚明社会风气开放，商品经济繁荣，市民文学兴盛，妇女的自立意识逐渐增强，图文并茂的戏曲小说作品中，时常出现追求个性自由、恋爱自主的新形象 。但是明代仍旧是封建礼教社会，女性仍是男权社会中的配角 。女性“照镜写影”图像一方面是明代世风的显现，另一方面也是男性凝视视角下的“情欲”传达 。杜丽娘与薛媛的“自手生描”情节都是寄托自己的无限情感于男性，同时图像的文学粉本的缔造者、描绘者、书籍刻版者全都为男性，而自古“照镜写影”的图像却从未有男性形象出现 。以此角度审视，在“照镜写影”书写鲜明的时代特征的同时，女性“照镜写影”又与“顾影自怜”“鉴镜饰性”没有太大差别 。一切所谓的女性“情欲”主观传达，都成为等级森严的男权社会中，男性赋予或者恩赐给女性的“情欲”解放 。


推荐阅读


上一篇：运动鞋|4000W粉猴哥偷卖妻子化妆品，千元口红10元卖，网友：套路

下一篇：刘海|郝邵文妻子也是狠人！留狗啃刘海眉毛剃光真前卫，带7岁女儿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