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市迎来第五轮规划:拥江发展,借助外脑为未来蓝图献策( 四 )

  另一方面,石楠认为,制度的包容性也应体现在对中小企业和底层草根的关注,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包容性。

  “南京有五分之一的外来人口,不知道哪天就会出来一个马云、任正非?怎么让这五分之一的人口留下来,安心做事情、创业,怎么能调动‘草根创业’的积极性,这是南京需要在制度上有所创新,有所包容的地方。”

  石楠说,意大利、德国等国的经验说明,很多时候创新不是靠大企业,而是靠大量的中小企业、家族企业提供活力。

  这其中,政府应当承担的很大一部分公共服务是,对民众进行再教育、技能培训以及知识转化,跨越数字鸿沟。“对于一座城市来讲,转型最难的并不是选择一个新的产业,而是人员素质的提高能不能适应新经济?”

  长期研究硅谷发展的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美国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德斌教授曾向澎湃新闻采访人员表示,深圳这些年的繁荣正是取决于其包容的制度和文化,“有句口号是,来了就是深圳人,它不管什么本地人外地人,它是高度开放的,不是单向国外开放,还有对各阶层开放。” 

  在他看来,创新是从草根做起的,大企业也是从小微企业开始培养的。正是这种体制方面的优越性,使得深圳可以从全国冒出。

  “事实上,我们对联合国确立的一些目标完成度很高,但现在的问题是要转变认识,城市不再只是发展经济的地方,而是人们生活的家园。”石楠说。

  东南大学国际化示范学院教授夏铸九也同样在会议上指出,包容性城市的价值是营造有归属感的城市,“我们的城市要有能留得下多样化的市民”,包括全世界都争取移民的高素质的科技与文化人才,年轻的在南京刚毕业的未来是千里马般的学生,以及草根的民众。

  城市规划具有底线功能,南京在这一轮规划中所确立的一大底线就是,确保居民基本生活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南京市规划局局长叶斌向澎湃新闻介绍,这一底线既包括人均绿地、郊野公园、城市公园、400平米左右的小游园等场所的提供,“让大家有地方街头散个步、跳个舞。”

  同时也要确保,让社区的服务到位,一类是街政类的管理服务,社区、街道办事处,警察局的治安管理,“这些管理用房要先保证,历史上我们城市发展水平低,这些管理用房我们有时很难保证,造成了管理机构自己也违章”;另一类是,兴趣班、阅览室、党的活动室要保障,还要保证一定的均等化,“不能你家到这里要2公里,我家过来就两百米,我们保证十分钟服务圈最多800米,5分钟服务圈基本上是4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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