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辩的红唇 “桑塔格”是如何诞生的？( 七 ) 原标题：激辩

每一位渴望建立文学声誉的人，都盼望着未来的事业有成。在最初写小说的时候，她也懂得如何借助自我神化的做法，让大家认可，同时也让自己成为有说服力的榜样。她敢于挑衅，在1963年秋的“当下文学批评”专题讨论会上，她直接向评论家德怀特·麦克唐纳发难，当场宣布他根本不懂她这个年代的作家们，而莱昂内尔·特里林和爱德蒙·威尔逊这样的大评论家实在沽名钓誉，早就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

离经叛道的《关于坎普的札记》以锋锐犀利的话语激化了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冲突，反叛精英文化等级观念，抗拒精英文化等级秩序，打破高雅与流行、理智与激情、思考与感受的文化疆界，让这位来自精英文化阵营的叛逆者一夜成名，偶像的破坏者成为了先锋文化的新偶像，这多少有点反讽。紧接着，《反对阐释》的出版让她成为受追捧的偶像，而《在土星的标志下》则奠定了其文化批评家的地位。这些著作通过为别人立传而为自己定位：通过本雅明、西蒙娜·薇依、加缪、卡内蒂、罗兰·巴特、布罗茨基、博尔赫斯的光谱来述说自身的独特精神。

在散乱的形式主义哲学和美学思想下，她响亮地提出了诸如“反对阐释”、“坎普”、“沉默的美学”、“新感受力”等主张，虽然这些主张的理论建构并非来自于桑塔格，但正如马尔库塞在《论解放》中宣称的那样：“新感受力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因素。 ”“新感受力”在文化激进旗手桑塔格独特的激辩话语下，颠覆了贵族时代遗留而来的高级文化的伦理模式、审美旨意和权力意志，以普世主义的神话叙述迎合并丰富了美国六七十年代大否定、大反叛的文化语境，为社会大众树立了崭新而魅惑的美学标准。

歇斯底里的麦卡锡主义造成了公共言论的沉闷趋同，在经历了“顺从的五十年代”后，美国社会仍然迎来“迟钝的六十年代” 。早已厌倦了沉闷无聊的美国民众们，似乎早已在风起云涌的五六十年代里等待着苏珊·桑塔格的到来。在法国感受过欧洲大陆文化熏陶的桑塔格，以启蒙运动的精神与左派自由主义作为自己思维与写作的出发点。桑塔格咄咄逼人的写作风格及其激情洋溢的行事风范，正好迎合了反叛文化的先锋形象。以左翼风范名世的桑塔格，在这场文化夺权的反叛运动中，对真正的左翼思想并不感兴趣，但左翼风范却俘获了美国大众的反叛心理。这片激辩的红唇，以激情的姿态不断地发现新事物，表达新观点，引发新争议，尽管她的行文能够清晰地看出犹豫局促以及故作自信，她依旧以剑走偏锋的激辩方式，尖锐犀利不可收拾地坚定着反传统、反权势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