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辩的红唇 “桑塔格”是如何诞生的？( 九 ) 原标题：激辩

和其他西方知识分子一样，苏珊·桑塔格也没能避免叙拉古的诱惑。当时的美国左派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陷入僵化乏味的社会景观，遥远陌生的第三世界国度正在进行的社会动荡激动人心，希冀他们能够对现存的僵化秩序产生猛烈的撞击。除去写作言说以外，自1966年开始，桑塔格还以激进的姿态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使之一度成为美国文化的道德典范，她的政治立场和公共话语也影响着同时代人的判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保罗·霍兰德在《政治朝圣者》中以知识分子对古巴、苏联和中国的态度为研究方向，痛斥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路线表现的奴颜卑膝，而这三个国家正是桑塔格所青睐的，这使得她愤懑无比，她在曼哈顿公共剧院声称自己从未被苏联蒙骗，而是她认为某些政权会比美国更加重视文学家和艺术家。直到布罗茨基的暧昧关系与东欧知识分子的影响后，她稍加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对以前的话语进行修正。从入驻文坛时的矛盾身份和文化困境开始，这片激辩的红唇就从来不缺反对者和追捧者，政治观点亦复如此。

激辩的红唇用最具活力的话语修辞参与着时代的命题，魅惑的形象以最具前沿的先锋姿态搅乱文化的格局，桑塔格在战后美国社会中永远处于在场的位置，正如童年时代她所希望的那样，她在不断地寻找着自己在历史中的独特坐标。桑塔格在其近六十年的创作生涯里更多扮演的是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而带给美国社会和美国民众的深刻影响。

随着反叛运动的冷却退场和全球社会的深刻变革，当年桑塔格提出的坎普文化最终被消费在流行文化当中，而她用作反对现代主义教条的后现代主义逐渐成为新的公共观念信条，但从一开始就争做先锋文化教母和后现代文化旗手的她最终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世俗盛誉：从反叛的主力变为社会的主流。这正如程巍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中所叙述的那样：那些曾在格林威治村放浪形骸、在街上高呼革命口号的哥伦比亚大学生，在毕业后不久，就以新面貌出现在了曼哈顿窗明几净的写字楼里，夜里则换上质地考究的休闲服装混迹于长岛一带凭会员证才能进入的酒吧或俱乐部。正是这种在社会与知识之间纠缠不清的角色困境，给予了我们纪念或者反思桑塔格以及桑塔格们的重要性：后现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自我追求与社会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