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辩的红唇 “桑塔格”是如何诞生的？( 六 ) 原标题：激辩

“成为桑塔格”

“我一生的巨大改变，一个发生在我移居纽约时的改变，是我决意不以学究的身份来苟且此生：我将在大学世界的令人神往的、砖石建筑包围的那种安稳生活之外另起炉灶。 ”当桑塔格带着儿子到纽约定居时，没想到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引来了一场争夺抚养权的法庭判决，尽管最终儿子归属于她，但让日后她在出版界和文学界引来了扎堆的抹黑修辞。幸好，六十年代的美国已经开始了松动，自由的气息在年轻一代中间不断地涌动着，只期待像桑塔格那样的知识分子点燃话语战争的导火索，重建文化秩序的新大道。

在最为恰当的时刻，桑塔格回到美国开创属于她的时代。整个五十年代的美国批评界死水微澜，被压抑的话语正等待着有人以笔为剑，划开一道呼吸的缝隙。作为美国文化界的特殊群体，早年对美国文化思想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纽约知识分子群体”掌控着杂志的发稿权和话语权。整个美国的年轻一代，都在等待着新文化旗手的降临，推倒老牌文人所构建的文化高墙，打通社会话语的流动性。

以1963年为分水岭，无论是民权运动，还是文化浪潮，抑或是越南战争，还是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巡回演唱会，尤其是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先锋运动浪潮，如同一把文化的匕首一般扎进了传统秩序的心脏。一个去中心化的平等话语体系正在逐步建立，甚至“纽约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也发生了内讧，《异议》和《纽约时报》的创刊上市，大众文化杂志的流行，乃至新技术发展下的广播和电视等新媒体，不断地分化着美国社会的话语权力。桑塔格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开始了她的文坛之旅。这位轻慢美国本土智力的文化批评家敏感地把握了美国社会智力的迁徙路线：大众文化和先锋艺术正在准备与高级文化进行文化领导权的社会斗争。

当然，美国文化界的话语分化和意见分歧，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新旧秩序的文化传承，正是老牌知识分子们的左翼价值观直接开启了新生代的文化激进思潮。只是，在桑塔格与上一代知识分子之间，不仅对新事物的诞生持有相反的理解，甚至人生的方向也截然相反：父辈偶像们以自由独立的撰稿人身份参与着美国公共文化政治讨论，最终在名利双收的社会荣誉中转入了学术领域；而桑塔格则逃离了这条舒适的道路，走出象牙塔与民众打成一片，并且终身成为独立的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