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城市离“与人为敌”有多远？( 四 ) 原标题：我们

同时，程光泉也指出，城市叙事也经历了两重变化。首先是从历史文化叙事到权力叙事的变化。表面上看是历史决定这座城市的样子，但其实背后是权力决定了人们把它描述成什么样子。这样的城市叙事往往规避了叙事的主体身份，不是以人和个体的方式来陈述，而是以国家和社会，甚至是上帝的身份来陈述，其角度也是自上而下的。以重庆为例，电视上的画面都是航拍的，人们看到的都是霓虹闪烁的景象。但当个体深入城市，深入苍蝇馆吃回锅肉，又会获得完全不同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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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老街十八梯。

其次是对象的变化，由对人的叙事转为对物的叙事。物成了人们最关注的东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状态，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的感受没有成为城市发展中最受关注的东西。因此，城市叙事某种意义上忽略了人文叙事，更多关注技术的叙事。城市叙事专家把城市看作机器，认为城市是相互分离的，具有可设计的功能，由可定量属性的部件组成，最多把它看成一个有机体。在他们看来，这个有机体自己就按照某种规律均衡增长，可以脱离外在力量。在这样的城市叙事中，城市的人格化就被资本的异化功能所阉割。

另外，城市叙事也有多个层次：国家、社会精英和下层人民。他们关注点不同：主宰权力的人关注控制秩序和管理，社会精英关注城市如何更文明，下层民众则关注如何使生活更便利。城市是为人的群居而存在的，脱离开这一核心功能的城市叙事，就成了一部无厘头的宫斗剧。但是，资本的力量一直是城市叙事的内在逻辑。资本看到的更多是城市的功能性分区及利益，而不是城市中生活、工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