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一张传单引发的“革命”( 五 ) 五四新文化运

如果延续诗经、汉赋、六朝诗特别是唐诗、宋词、元曲的理路进行考量，我们应该承认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以及胡适“要须作诗如作文”思想的合理性、有用性。这既符合进化的观念，也是历史发展的事实。文学为人的心声，文学在反映心声的时候，不可能反复琢磨、雕琢，而是脱口而出，直率表达。然而这种文学理念无论如何不能被梅光迪所接受，他在忙过了开学之初的功课后，遂于1916年春致信胡适，表达自己的不满，以为诗文截然两途，自古已然。诗之文字（Poeticdiction）与文之文字（Prosedictio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所以中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若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则诗界革命不成问题。中国诗界现在之所以需要革命，在诗家为古人奴婢，无古人学术怀抱，而只知效其形式，故其结果只见有“琢镂粉饰” ，不见有真诗，且此古人之形式为后人抄袭，陈陈相因，至今已腐烂不堪，其病不仅在古人之“琢镂粉饰” 。

在梅光迪等朋友反复刺激下，胡适的思想在1916年春天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起了根本的觉悟。他曾经想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 。

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

直到这个时候，胡适认为他才将中国文学史的本质看明白了，才认清从宋儒的白话语录到元明时期的白话戏剧和白话小说这类俗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文学，代表着中国文学革命自然发展的趋势。也直到这个时候，胡适才坦率地承认，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文学革命不是别的，只是用白话去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去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