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一张传单引发的“革命”( 三 ) 五四新文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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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论文大致强调这样几层意思：一、汉字是否真的阻碍了文明的传播，不利于教授；二、汉字之所以不易于普及，其原因不在文字本身，而在教授方法的不完善；三、旧的教授方法有何弊病。

钟文鳌的刺激使胡适意识到中国文字可能并不像近代以来许多维新志士所期待的那样，可以通过拼音化改变中国文字难学的特征，以提升文化普及的速度和程度。中国文字未来的出路究竟何在，胡适也没有明白的方案，只是他在1915年的夏天，确实意识到中国文字可能分为死的和活的两个部分，白话是活文字，而文言是死文字。

第一次使用“文学革命”这个名词

那年暑假，胡适的朋友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唐钺等正在纽约附近的小镇绮色佳（Ithaca）康奈尔大学度假，胡适的观点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也引起了他们的争论。梅光迪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胡适以为中国文字是半死或全死的判断。他的驳斥引起了胡适的反省，往复论战也使他们的观点越走越远，梅光迪越辩越趋于保守，而胡适在防守中也就越来越趋于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