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长“美图”的中国人，走在自拍时代的前列( 八 ) 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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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曙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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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香成作品。

无论如何，上世纪末的中国人迎来了美的平民化时代，除了获认可的摄影师能捕捉到这种“美” ，商业摄影与业余摄影使普通中国人也能够记录自己的脸孔。家庭旧相簿里，往往充斥着上世纪末兴起的影楼廉价艺术照：儿童脸上挂着浓烈夸张（甚至跨性别）的妆容，一家人站在东方明珠或埃菲尔铁塔等世界名胜为背景墙纸跟前，佯装完成了一次异域的旅行。此外，还有大量由家庭成员以傻瓜相机拍摄的亲密的、非正式的照片，那些充满曝光错误、抖动、缺乏构图或是欠缺美学设计的粗糙作品，恰恰表明个人形象的生产进入了更加“民主化”的过程，与私人体验的联系变得更为密切。

柯达相机的口号是， “你负责按按钮，我们负责其余。它把摄影推到了成千上万的人面前，无需培训或任何技巧就可以自己拍照。如约翰·塔格在《表征的重负》中所说，摄影所谓的“民主”虽然受益于新技术的发明，但如果不是摄影产品的营销概念发生了激进变化，它断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柯达不仅原创了一种相机，而且把自己的营销目标锁定在那些从未拍过照的人，这种对于摄影实践边界的跨越相当激进。

培护大众业余摄影观念的关键，在于设备和材料的大规模生产、机械化的维护、高度组织化的市场结构。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对于使中国人谜一般陷入狂热的“自拍”而言，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