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兰多·费吉斯：欧洲人身份的建构与当下的挑战( 八 ) 本文由“理想

奥兰多·费吉斯作品《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由理想国策划出版。

一战与二战：“欧洲人”的涅槃重生

郝汉：您会把两次世界大战看作“欧洲人”意识或者说欧洲文化共同体塑造的终结吗？

费吉斯：我会说“涅槃重生” 。琢磨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人”意识的冲击很有意思。 “欧洲人”意识，在被战争冲击后，特别是二战，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怀旧情绪。

在茨威格的那本《昨日的世界》里，对此种怀旧情绪有着很经典的描述。他在那本书里回顾了一九四零年之前的维也纳，以及他在那里的童年生活，并说那时候的那里是一个多么美好、安定、文化繁荣、洋溢着国际主义信念的地方。那时许多其他作家也在写类似的东西，在怀念那个旧日的欧洲，所以可以看到怀旧情绪是从一九四零年开始的。欧洲战后走向了联合，也建立起了许多国际间的机构，这些合作也可以追溯到此种怀旧情绪那里。

郝汉：一战与二战，对于“欧洲人”意识的冲击上来说，有什么不同吗？

费吉斯：他们都可以说算得上“地震式”的冲击。二战当然要甚于一战。种族大屠杀对于旧欧洲来说，简直太令人震惊。但在某种程度上，二战里这些反人类的罪行也帮助了欧洲在战后反思，得到了今天我们所谓的“欧洲价值” 。今天，当人们提到“欧洲价值”的时候，在某些程度上都会认为这些价值略带些在特殊的道德上的高尚性，比如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宽容、自由、平等、博爱等这些东西。

一九四五年，可以说是现代世界的元年。自一九四五年以来，国际法也好，欧盟、欧洲议会这些国际机构也好，都越来越被当作一回事儿，开始被很严肃地对待。在今天我们所谓的“欧洲项目”中，关于人权方面的讨论一直以来都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