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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素质教育？( 三 )

谁的素质教育？

皮凯蒂把下层阶层定义为收入最底层的50% ， 中产阶级是中间的40% ， 上层阶级是前10% ， 前10%又是由1%和9%构成 。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我们是99%”就是后面99%的人与前1%的人在做某种斗争 。 在他的数据里面 ， 下层50%的人的劳动收入占所有比例当中25%-33% ， 中间40%占37-50%；最上层10%的人占到所有比例的25%和30% ， 这只是温和不平等 。 而资本收入是极端不平等 ， 下面50%只占5%-10% 。 中间是25%-40% ， 前面这10%的人占的比例是大于50%的 。 他又将阶层收入与基尼系数进行比较 ， 分析结果显示 ， 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社会总财富的60% ， 而仅最上层的1%人群就占有社会总财富的25% ， 这1%的群体足以对整个社会面貌和政治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

谁的素质教育？

重要问题不是不平等的程度 ， 而是其合理性 。 富豪们如何解释其财富的来源？如何将其财富体面地传递给下一代？一个社会的总收入达到非常不平等（最上层10%占有全部财富的约50% ， 最上层的1%占有约20%）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其一 ， 在超级世袭社会（食利者社会） ， 财富集中达到了极端水平 ， 最上层10%人群占有全部财富的90% ， 仅最上层1%就占有50% ， 总收入层级由非常高的资本收入主导 ， 尤其是继承资本 。 其二 ， 在超级精英社会（社会上层人士喜欢被称为超级精英） ， 收入层级顶端是非常高的劳动收入而非继承财富收入 。 前1%——这些隐秘的富翁是谁？这其后已经从社会阶层的斗争变为最富1%群体的斗争 。 我们可以看到 ， 一个超高薪水阶层的出现 ， 他们与教育有什么关系？他们如何获得给自己工作定价的权力？我们还可以看到 ， 世袭的财富阶层同样需要通过教育将其财富体面地传递到下一代 。 超高薪水群体开始崛起 ， 发达国家经历从食利者社会到经理人社会的转变 ， 教育体系的民主化并未消除教育的不平等 。 能给自己定价的超高薪水群体多来自顶级专业（elite professional service,EPS）在常春藤学校的顶级专业 ， 刚毕业的学生会直接进入全美家庭收入的前10% ， 他们的薪水是同校从事其他工作毕业生的2-4倍 ， 这是一张通往上层社会的单程票 。 “二代”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开始出现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阶层的自我复制》一书 ， 专门研究美国收入最高的初级岗位如何招聘人才 ， EPS们究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 其后是英才主义（Meritocracy） ， 或称为绩能主义 ， 这是一个被高度社会建构的概念 。 精英机构首先看重出身于顶级名校的学生 ， 他们认为名校学生更加聪明、上进、有趣 。 顶尖学生会给顶级公司带来正向的符号效应 ， 以维持或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 这就建立了高出身-高素质-高薪酬-高投入-高付费的市场链条 。 招聘官在顶尖学校的毕业生中寻找的伙伴 ， 往往与自己较为相似 ， 与公司内部更为契合 ， 利于团队工作 ， 共同提高 。 顶尖公司对人才的招聘已由人力资本转向人格资本 ， 人格资本的内涵就是综合素质 。 从事高挑战、高任务、高薪酬的工作需要极强的驱动力和进取心 ， 也需要能与工作共融的个人兴趣以及出色的时间管理技能 。 这样的人可以在严苛的工作环境中生存下来 ， 而且还能够生气勃勃、鼓舞别人的斗志 。 当然 ， 精英群体在挑选继承人时也自然那会庇护自己的“二代” ， 课外兴趣最好是那些高端的休闲活动 ， 比如马术、马球 ， 因为这是其所属社会阶层所钟爱的信号 。 “二代”们就是靠这样一套东西被筛选出来的 。 我们前面说的“开宝马车的乌龟”走入现实中 ， 是一套合理的、正当的、有时隐形有时又张扬的逻辑运作的 。 美国中小学教育是免费的 ， 而高等教育却是全世界最昂贵的 。 高等教育才是奠定一个人社会地位最重要的一环 。 在这一教育系统中 ， 有能力向上流动的人 ， 需要在这样一个既隐形又等级森严的秩序中上下移动 ， 让自己适应它的规定和程序；学会在密集而隐匿的等级关系中自如周旋 ， 既能和他的上级权威套近乎 ， 坐在导师的沙发上 ， 又能与普通人打成一片 ， 开放亲切 ， 这是民主社会的新精英 。 新精英背后特别讲究一种面对权威或者说拥有特权生活中的自如、淡定、如鱼得水、不卑不亢的气质 ， 教育中极为重要是“惯习” ， 简单但反复练习 ， 镌刻在你身体符号、言谈举止之中 ， 体现在精妙的细节中 ， 看似简单 ， 但必须从小在各种仪式场合中反复练习才可能获得 。 在信息时代 ， 有形的知识已经贬值 ， 非常易得 ， 只有这些无形的惯习才决定“你是谁” ， 而后者是家庭与学校昂贵的投资后才能够镌刻在一个人的身体当中 。 “二代”新精英们就是这样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的 。 罗斯·多塞特在《特权：哈佛与统治阶层的教育》中这样写道：哈佛是难——但并不是大多数人所说那个意义上的难 。 被哈佛录取是艰难的；跟数千个才华横溢、充满动力的年轻人竞争荣誉和职位是艰难的；在课外活动的竞技中保持冷静是艰难的；在社交漩涡里保持心灵的完整是艰难的；当大学即将结束时 ， 竞争法学院的名额和投资银行的职位是艰难的……是的 ， 所有这一切都很艰难 。 但是 ， 学业上并不难 ， 学业是容易的 。 “二代”背后是一个“开放”与“封闭”的博弈逻辑 ， 它的核心机制是什么？ ▌多元选择与严苛选拔：制度的隐秘 “二代”崛起的表现为教育的多元选择与多元的需求 ， 然后 ， 每一级的筛选仍然严酷 。 Ralph Turner将教育选拔分为两种：一是竞争制 ， 指向所有人开放 ， 成功与否表现为个人表现能力 。 二是举荐制 ， 指占据重要地位的精英直接选定获胜者 ， 用于最顶尖的工作领域 ， 表面上人人都可以申请 ， 但实际招聘者只考虑当前精英举荐的人选 。 美国有托福和SAT的考试 ， 但这些只是前面的竞争制 ， 考过了只是过关 ， 而最后录取你的人看重的不只是分数 。 这是考试选拔中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的博弈 ， 客观性的标准考试能筛选出那些名列前茅的人 ， 但是有可能遗漏许多未来的国家杰出领袖和优秀人才 。 客观公正、形式开放的考试所录取的人与统治精英所庇护的人之间的差异 ， 是哈耶鲁录取中微妙的政治 ， 有时强调智力 ， 有时又强调品性 。 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坚持开放 ， 他认为教育最重要的是从各个阶层中精选出那些拥有才华和德性的“自然贵族” ， 并利用公共支出、为了公共利益而通过教育来造就他们 。 要让那些有杰出能力但也许囊中羞涩的年轻人能够就读 ， 只有这样 ， 通向顶层的通道才能敞开 ， 让民主的精神充盈于我们的学习殿堂 。 耶鲁大学发现 ， 一旦新的录取政策完全是依据学术水平来录取新生 ， 学校便再无多少立锥之地留给他们自己的孩子 。 因此耶鲁校方领导对学术上的选贤举能（也就是美国版的应试教育）表示明确的反对 ， 认为要代之以上层社会传统的理念——录取时看重学生是否有服务国家的品性和领导力等上层所喜欢的素质 。 在对“二代”的筛选当中 ， 品行又靠什么来判断呢？主观判断又表现为统治精英所偏好的价值与行为 ， 比如罗德奖学金需要培养具有阳刚气质的基督徒品格、公共服务的精神 ， 并不喜欢书虫 。 它要有能力的人 ， 要有男人味的人 ， 要在擅长户外运动同时还有点“残暴的学者”气质 ， 这样的人才具有人格的力量 ， 才具有“敢于完成使命的勇气” 。 高度主观的品质、品性与个性 ， 这是美国的素质教育 ， 为美国的素质教育打开大门 ， 杰罗斯·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史》中指出 ， 往好处说是 ， 打破了唯分数论——美国版的应试教育 ， 但是坏处就是为腐败、偏见和歧视打开了后门 。 自美国建国 ， 平等原则就是共和主义的生命与灵魂 ， 但背后存在“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矛盾 。 机会平等承认、尊重结果上的差异 ， 而结果平等则是要通过补偿达到一样的境况 。 人们普遍相信 ， 机会平等必然导致地位的大致平等 ， 只要社会的上下流动完全基于业绩和才能 ， 上下升迁的渠道保持开放 ， 那么任何非自然的贵族或短时间膨胀起来的巨富都不可能维持太久 。 因此美国需要公共教育体制向所有人开放学习的权利 。 平等主义更多作为一个建设社会的信仰 ， 一个美丽而模糊的理想 。 那时的美国是一个没有巨富也没有赤贫的社会 ， 人们会欣然接受来自正当努力的贫富差别 。 但到了后面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 ， 财富不平等越来越成为一个大问题 。 哈佛校长科南特主张一种通过教育的“选贤举能”所达到的“无阶级的社会” ， 它是一个高度分层和竞争激烈的社会 ， 但由于它具有高度流动性和复杂性 ， 社会分层不固化 ， 因此又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 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 。 他对那种“每个孩子都能够通过适当的教育 ， 成为他所期待的人”这样典型的“美国梦”做了尖锐的批评 ， 认为这就如同希望学校把瘸子培养成足球运动员一样不切实际 。 ▌中国“二代”及其教育期待 改革开放40年以来 ， 我们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 普通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像搭上自动上行扶梯一样 ， 随着经济的大潮 ， 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在不断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处境 。 在代际传递中 ， 教育不仅充当提升与保障家庭财产与地位的机制 ， 教育还被期待充当防御家庭地位下降的防御性机制 。 社会高速发展40年以后 ， 结构逐渐稳定 ， 财富阶层出现 ， “二代”崛起 ， 这是教育所面临的复杂的社会情境 。 另外在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下 ， 80后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 ， 如今他们的孩子——第二代独生子女也已经进入学校 ， 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充满焦虑 ， 不允许子女失败 ， 甚至不能接受他平庸 。 这样教育已经不再是教育了 ， 教育已变为现代社会核心利益分配的权威代理 ， 以及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的主要渠道 。 教育 ， 好像看起来是个人分数、个人成就 ， 但它实际上依赖于以家族为单位的积累与投入 。 这就是布迪厄所说的“社会炼金术”的要害 ， 它成功地将先赋的特权地位与后天获致的成就性因素结合在一起 ， 用后者掩饰前者 ， 从而为先赋的地位特权留下了既隐秘又多元的博弈空间 。 教育所奠定的既是家庭的基本秩序 ， 也是社会的基本秩序 ， 还是个人的基本生活秩序 。 中国社会在教育、平等方面有深厚的历史传统 。 钱穆在《历代政治的得与失》中讲 ， 中国的传统政治 ， 已造成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于平等 。 中国社会以宋以下 ， 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 。 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 ， 官吏不能世袭 ， 政权普遍公开 ， 考试合条件者可以入仕途 。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里指出 ， 在此社会中 ， 非无贫富、贵贱之差 ， 但升沉不定 ， 流转相通 ， 对立之势不成 ， 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 。 在中国社会里 ， 一个人生下来其命运并无一定 ， 为士、为农、为工、为商 ， 尽可自择 ， 初无限制 。 而“行行出状元” ， 读书人固可以致身通显；农、工、商业也都可以白手起家；富贵、贫贱、升沉不定 ， 流转相通 。 既鲜特权 ， 又无专利 ， 遗产平分 ， 土地、资财转瞬由聚而散 。 大家彼此都无可凭持 ， 而赌命运于身手 。 得失、成败皆有坦平大道 ， 人人所共见 ， 人人所共信 ， 简直是天才的试验场、品性的甄别地 。 进入现代社会 ， 这“天才的试验场、品性的甄别地”自然由学校教育以及各类考试、考试所获得的资格、教育所获得的文凭、以及文凭所敲开的大门所接替 。 然而 ， “赌命运于身手” ， 此命运亦非个体的命运 ， 而是家族的运势；这“身手”也不再仅读书人的勤耕苦读 ， 而是一个家族持续的投入 。 走入大学不仅是学生个人的成就 ， 更是家庭长年持久的努力 。 在这素有平等基因的社会 ， 高等教育被期许为维持社会公平的安全阀 ， 教育与考试既对一切人、一切家庭开放 ， 就意味着一切人、一切家庭卷入其中 。 怀抱改变命运的寒门子弟 ，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下面临更大的困难 ， 因为防御“下滑”与力争“向上”已经成为所有阶层（包括中间、中上阶层）代际传递中的深刻紧张、乃至日常的焦虑 。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 人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整体 ， 而是冲突的群体 ， 甚至是分裂的个体 。 激烈的竞争逻辑将教育公平的政治理想主义逆转为一个既精明又计较、虽务实却不无猥琐的教育功利主义者 。 在当下的教育与社会结构之间 ， 两股合力推动“权利说”的高涨 ， 其一是政府承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享受优质教育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 其二是在大众高等教育下 ， 入学规模的不断扩大 。 因此 ， 基础教育减负 ， 高考降低难度 。 可是降低难度的高考 ， 不断变化的考试招生改革 ， 极大地损坏了考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 另一方面 ， 高考难度降低 ， 高校识别学术精英就困难了 ， 于是出现了自主招生 ， 企图建立新的门槛 。 高校的初衷是单纯的 ， “千里马常有 ， 而伯乐不常有” ， 既然高考选不出千里马 ， 那么伯乐只能被逼出山 ， 自己来挑马 。 竞争的成本越来越高 ， 不仅需要持久地专注、坚定的意志 ， 也需要对智力、天赋超常的迷信 ， 以及精明的眼光、昂贵的投资——这已经变成理性的经营 ， 家庭、学校与培训机构在教育消费逻辑下的日渐趋同 ， 共享一套相似的经营原则 。 围绕录取学校排名、选择专业的冷热、考生的名次、竞赛的奖项、自主招生的成绩 ， 每一项指标都是一笔生意 ， 甚至一条产业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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