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梅尼是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和伊斯兰共和国缔造者( 四 )

由于政府的司法部门旨在实施沙里亚法，作为法基赫的权力基础的乌拉玛控制司法系统也就顺理成章。 “最高司法委员会”为最高司法机构，其成员有总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和3位法官，总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由法基赫任命， 3位法官由全国法官选举产生，该委员会成员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 “最高司法委员会”负责组建司法系统，准备一切有关司法的法案，任免法官。

议会和总统均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但宪法特别规定总统和议员就职前必须宣誓捍卫伊斯兰教、伊斯兰革命的成果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基础。议会的正式名称是“伊斯兰协商议会” ，凸显其伊斯兰性质和咨询作用，议会实行一院制，任期4年。如前所述，议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监护委员会” 。根据宪法，总统是行政部门首脑，负责协调政府三权，任期4年，一人最多只能任两届，是仅次于法基赫（“领袖”或“领导委员会”）的职务。然而总统没有军权，其实际行政权力大多是礼仪性的，不致对法基赫构成威胁，法基赫有权介入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有权批准总统选举，有权在最高法院或议会发现总统“不称职”时解除其职务。总理作为“部长会议”（即内阁）的首脑握有日常行政权，但总理和内阁除必须接受法基赫监督外还受总统和议会制约，总理人选由总统提名，内阁成员的任免也需总统首肯。总理对议会负责，总理和内阁成员的任命需经议会批准。

1979年宪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严重问题。首先是霍梅尼的继承人问题，宪法规定的法基赫（“领袖”）的条件太高，不但要德才兼备，众望所归，而且必须是“马迦” 。由多人组成“领导委员会”势必加剧高层权力斗争；其次是议会和“监护委员会”之间在立法上旷日持久的冲突；第三，行政机构权力过于分散，总统和总理相互掣肘，容易形成政治僵局，造成行政效率低下；第四，司法机构存在与行政机构类似的弊端。有鉴于此，当局于1989年7月对宪法作了较大的修改。在关于“领袖”的条款中，不再提“领导委员会” ，取消“领袖”必须得到“大多数人民承认和接受”及必须是“马迦”的规定，设立了由他任命的“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 ，同时授权他在与“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磋商后决定伊斯兰共和国的政策。 “国家紧急委员会”还负责仲裁议会和“监护委员会”在立法上的冲突，仲裁的结果须交“领袖”批准后才能生效。修订后的宪法撤销了总理的职位，由总统担任“部长会议”的首脑，从而使总统拥有较大的行政权力。此外，设立“司法首脑”取代“最高司法委员会”执掌司法机构， “司法首脑”由“领袖”任命，任期5年。

1979年宪法没有修订程序， 1989年7月増补了这方面的条款。需要修订宪法时， “领袖”和“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磋商修订方案，然后由“领袖”下令总统组织“宪法修订委员会”实施。 “宪法修订委员会”包括伊朗各权力机构的首脑和代表，其中大部分由“领袖”直接任命。 “宪法修订委员会”的决议不但要全国公民投票绝对多数通过，而且须经“领袖”签字批准方能生效。此外，有关伊朗政治制度的伊斯兰性质、国教、“法基赫的监护”的原则和基本制度等条款的内容不得修订。

“法基赫的监护”还体现在一些对民选的国家权力机构采取的特别防范措施上。这方面的关键措施是候选人事先筛选制（the prescreening of candidates）。宪法规定“监护委员会”负责总统、议会和“专家会议”的选举，谋求这些民选职位的候选人资格须经“监护委员会”的审查。对于竞选第一任期的总统候选人而言，其候选人资格还须经“领袖”审查。根据有关选举法规，所有登记竞选重要公职者首先必须在候选人表格上签字，表示忠于伊斯兰宪法和拥护“法基赫的监护” ，下一步是“情报部”（政治警察机构）和总检察署的报告，最后是“监护委员会”的审查。审查的重要依据是候选人所在地的民兵组织、革命卫队和伊斯兰宗教领袖向“监护委员会”提供的关于候选人本人及其家人的政治和宗教表现的调查表。 “监护委员会”不但有权否决候选人资格，而且负责监督选举、审批选举结果，尽管选举由内政部具体组织实施。

以霍梅尼为首的激进派教士集团还在军队、警察和政府机构附设完全由乌拉玛掌控的“政治意识形态局” 。该机构的具体任务是进行政治意识形态宣传、指导和监督，以确保军警和政府雇员忠于霍梅尼主义，军警和政府雇员须参加“政治意识形态局”的教士所办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培训班，并通过有关考试。拉夫桑贾尼总统直言不讳地声称：“政治意识形态局是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必不可少、存亡攸关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