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梅尼是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和伊斯兰共和国缔造者( 六 )

实施伊斯兰法是伊斯兰化的核心内容。 1982年8月，最高司法委员会宣布废除1907年以来的“非伊斯兰的”法律和法规。司法体系伊斯兰化的结果，世俗法官被乌拉玛取代，伊斯兰法和著名阿亚图拉的教令成为法庭审判的惟一法律准绳。 1983年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恢复了伊斯兰传统刑法， 1967年的“家庭保护法”废除后，多妻制重新合法化。社会生活伊斯兰化导致两性的社会隔离，妇女着装的伊斯兰化是这方面最显著的标志。此外，舞厅和酒吧被禁，在音乐和影视方面也不得违背伊斯兰价值标准。

教育系统的伊斯兰化旨在保障整个社会伊斯兰化及其延续。当局的主要措施是在师资方面以忠于霍梅尼主义的教士取代世俗知识分子，在政治意识形态教育方面以伊斯兰主义取代君主主义和东西方“文化帝国主义” 。高校伊斯兰化是整个教育系统伊斯兰化的重要环节，为此，伊斯兰共和党和激进伊斯兰学生组织建议在大学搞“文化革命” ， 1980年5月，霍梅尼下令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运动，该委员会在高校大规模清洗“非伊斯兰分子” ，甚至一度关闭了所有大专院校。

霍梅尼是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和伊斯兰共和国缔造者。经济体系的伊斯兰化主要表现为平民主义和国家主义（statism）或曰伊斯兰国家社会主义（Islamic state socialism）。宪法规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经济由国有、合作和私有三个部门构成， “并建立在系统和健全的计划基础之上” 。国有部门包括所有关键性的行业和大企业。革命初期出现了国有化的浪潮，与国王及外国有关联的企业和财产、逃亡者和被镇压者的财产、大企业等是国有化的主要对象。伊朗原来就存在各种宗教基金会， “革命法庭”将没收的巨额财产转交给新成立的一些政治基金会，从而使基金会在伊朗经济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1983年通过的政府“第一个发展计划”集中体现了激进派教士的经济思想，该计划的内容不但包括国有化、价格管制、补贴和限制贸易等政策，而且还提出使伊朗自给自足、消灭失业和为民众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的目标和计划。在革命与战争的特殊条件下，伊朗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内向性发展到极致。

外交政策伊斯兰化体现为激进的第三世界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即所谓“既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 。在激进教士集团看来，西方，尤其是被称为“大撒旦”的美国，是伊斯兰民族的压迫者和敌人；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被视为异己甚至敌对的力量。同情和支持第三世界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特征。此外，霍梅尼主张泛伊斯兰主义，梦想建立“世界伊斯兰政府” ，宣称“将向世界各地输出我们的革命” ，为此伊朗当局成立“全球革命部” ，联络和支持世界各地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运动。霍梅尼时期，发生了三件涉及伊朗利益的重大国际事件：扣留美国人质危机（1979—1981年）、苏联入侵阿富汗（1979年）和两伊战争（1980—1988年）。人质危机和阿富汗事件使伊朗同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极度紧张，伊拉克入侵伊朗导致长达8年的两败俱伤的惨烈战争。

1989年6月霍梅尼逝世后， “专家委员会”推选总统哈梅内伊为“领袖” ，伊朗进入哈梅内伊时期。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内外政策而言，哈梅内伊时期同霍梅尼时期有较明显的区别。

如果说霍梅尼时期的政策基调是激进伊斯兰化的话，那么哈梅内伊时期的政策基调则是改革与务实主义，即实际上的日趋非伊斯兰化。

有学者认为， 1989年前后，随着两伊战争结束、霍梅尼逝世和伊斯兰共和国修宪， “第二共和国兴起取代了第一共和国” 。如果再深入探讨，不难发现1997年5月总统大选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治史上的又一个重要分水岭，它将哈梅内伊时期一分为二：第一个时期是拉夫桑贾尼任总统时期（1989—1997年）；第二个时期是哈塔米任总统时期（1997年以来）。

拉夫桑贾尼任总统时期的突出特点是哈梅内伊与拉夫桑贾尼形成比较和谐的“共治”局面。作为“领袖”和总统，两人之间在合作的同时存在非正式分工：哈梅内伊主管宗教事务和与其他伊斯兰运动的关系；拉夫桑贾尼主管经济和外交。伊斯兰共和国犹如一艘政治之舟，其航向最终取决于哈梅内伊，其实际驾驶者却是几乎不受干预的拉夫桑贾尼。